紧接着，全国范围内开始了一场“清查反革命运动”，即追查“天安门广场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指挥者”，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诗词、传单的制造者”的所谓“双追”。各单位都成立了 “双追”办公室，纷纷开大会、小会，动员人们交待、掲发、检举，要求每个人将清明节期间的活动交待清楚。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恶狠狠地说:“要扩大战果，乘胜追击，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注意选择年龄大的要杀。”

没过几天，公安局就把我们规划院机械厂贴标语的那几个青年人逮捕了。我因曾为他们辩护而陷于被动。院保卫处在追查所谓《总理遗言》的源头时，又追到我头上。没想到，当时追在我后面苦苦哀求着想看《总理遗言》的人，一遇风吹草动就把我给出卖了。保卫处找我谈话，我承认是我从天安门抄录并传给别人的。但我辩解说不知是假的。屋逢连阴偏漏雨，正当我“四面楚歌”时，又有人落井下石，把我抵制批邓的言行掲发出来。

毛泽东在 1974 年下半年至 1975 年初先后作过三条指示 ∶ 其一，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其二，希望社会安定。其三，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抓住时机，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整顿和发展经济，并报毛泽东圈阅后以中央四号文件下发。下发文件时还特别注明“毛泽东圈阅”。

1975 年“批邓”开始后，毛泽东出尔反尔，否定四号文件，说:“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御用班子梁效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说“ 毛主席这个重要指示，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三项指示为纲’是一个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这个纲领的要害，是复辟资本主义。”

在学习梁效的文章时，我提出两个“不理解”:第一，把主席的指示作为纲领，其中排首位的是“ 反修防修”，怎么就成了“ 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

第二，既然是 “ 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又怎么理解当时毛主席的“ 圈阅”及下发？主席圈阅的意思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如果是“不同意”，谁有这个胆量下发？为什么当时不制止？我们现在全被搞糊涂了，究竟应该如何对待过去和今后 主席“ 圈阅”下发的中央文件？

当时很多人附合我的疑问，领导也没说我的疑问有问题 。但形势一紧张，就都成了政治问题。

主任对我最恼火的是我竟然敢抵制“批邓”。主任让宣传处组织各研究室的支部书记办“批邓”学习班。各室的支部书记都是处级干部，本应领导出面。我们处长有想法，但又不能不执行领导指示，就把我推到了前台。“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在学习班里，我变换方法，只组织学毛著，不学批邓文章；只谈学习体会乃至聊大天，不开批邓会，避免大家说违心的话。结果三天的学习班成了个形式。支部书记们轻松愉快，心领神会，学习班结束后，纷纷下到各油田出差，躲避风头，全院的“批邓”运功始终没能开展起来。

这几个问题合在一起，我成了规划研究院的重点人物。尽管申院长想保我，但在那个形势下，他也受到很大压力。政治部主任为了揪出我这个邓小平的“徒子徒孙”，除去政治部里的隐患，指示保卫处整我的黑材料并上报石油化工部。

但那时全国的清查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大多数单位的领导们本身就是那次事件的参与者，与广大群众的情感是一样的。他们的态度是尽力保护本单位参与事件的职工，不少单位对上面下达的清查工作顶着不办。原石油部的老领导余秋里、康世恩都是紧跟邓小平参与整顿的，是“四人帮”的眼中钉。余秋里对我送给他周总理照片一事印象深刻。部领导对我采取了保护态度，只是通知我父亲:“不要让你儿子给你惹麻烦。” 部领导打招呼后，我知道院政治部主任把我告了。在这样的领导手下工作，我心情能好吗？后来主任指示宣传处，让我下到机械厂，名为蹲点，实为下放。

“四人帮”一倒台，我的处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 1977 年石油化工系统开展路线对比、揭批“四人帮”罪行的活动中，我被树为反对“四人帮”、抵制“批邓”的代表，在全院大会上做了报告。

让我们的血流在一起 1976年 王立平 摄

1976年4月4日，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上午10时左右，在广场东北侧人们举着一位青年，向他发出阵阵欢呼，他用白布缠着的手向大家展示他写的血书:“ 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将用鲜血和生命誓死捍卫您！”人们争先恐后地同他握手致意，并高呼:“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誓死保卫周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