腥风血雨

6 日上午，我的小学同学来电话告我，5日夜晚在天安门实施了镇压，他参加了在天安门广场的镇压行动。他说， 5 日天安门广场出事时，首都民兵指挥部曾从市区工厂调去上万民兵，但都被瓦解了。分析原因:一是广场人多，法难治众，民兵队伍被淹没在人民的汪洋大海里；二是市区工厂离天安门太近，各 厂民兵都在议论着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事。有些人专程去天安门广场并随时传回广场动态。工人民兵了解真实情况，容易同情广场群众，形不成战斗力。

灰溜溜撤走的工人民兵

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决定从郊区工厂调民兵，指定选白天在工厂一直上班的工人（怕上夜班的人白天去过天安门）。我同学所在的刀具量具厂在玉渊潭附近，被市里点名执行政治任务，他被选中。开始，只被告知“去执行任务”，“去保卫党中央、毛主席”。等他们乘车进了中山公园，才发现那里已集中了大批民兵。

“联合指挥部”的一位领导对他们进行了动员，说:在天安门广场，一小撮阶级敌人打着悼念周总理的幌子，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地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他们明目张胆地发表反动演说，张贴反动诗、标语，散发反动传单，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党中央。今天上午，他们制造事端、行凶作恶，冲击人民大会堂。他们围打警卫战士、消防队员、人民警察、首都工人民兵，烧毁了公安部门的广播宣传车和给值勤工人民兵送水、送饭的汽车。下午，这伙坏人又冲进“ 联合指挥部” ，把屋里的东西洗劫一空，放火烧楼。反革命分子猖撅之时，也就是他们灭亡之日。毛主席、党中央决定采取果断措施，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民兵同志们，要以实际行动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首都。

动员完后，把早已准备好的镐把发给他们。有关负责人举着镐把讲:“清场时，不管男女老幼，一个也不能放走。如果有人反抗，就用这个打。”“往哪儿打？”他们厂里一个年青工人大声问道。 “往死里打！”那个负责人恶狠狠地回答。一听这种情况，许多人尤其是女工，都没领“武器”。这时，我同学有些后悔，他星期日去过天安门广场，知道一些事实真相。他明白，镇压人民群众没有好下场。但现在一切都晚了，只能凭良心见机行事。接下来是吃晚饭。有关部门送来了肉包子，一边发包子，一边嚷嚷:“包子管够，吃饱了好战斗。”

晚上九点半，约一万名民兵、三千名警察和五个营的卫戍部队，手持木棍、皮带开始进入广场清场。最前面的是民兵，跟在后面的是警察。当包围圈形成后，天安门广场的灯突然全都打开，把广场照得雪亮。清场的队伍呼喊着口号，挥舞着棍棒，杀气腾腾地逐步缩小包围圈。广场上当时约有近千人，几次往外冲都被棍棒打了回去。但他们很快发现了包围圈的薄弱点，即女工集中的地方。女工大多赤手空拳，没拿棍棒，而且心慈手软。多数人硬是从女工集中的地方冲开缺口，消失在东交民巷的胡同里。大约有一二十人被女工身后的警察打倒，抓了起来。剩下的人纷纷退向烈士纪念碑。

当民兵、警察最后蜂拥而上抓捕他们时，凡是抗拒的，都被打得很惨。据我小学同学讲，他亲眼看见有四五个人最后被抬走时，头耷拉着，一动也不动，浑身是血，不知是死是活。有的人只是问了一句:“你们凭什么抓人？”或者说“我只是来看热闹的”，也会遭到毒打。工人民兵一般都下不去手，下手最狠的都是警察。有的一边打一边说:“打的就是你这种看热闹的。” 一共抓捕了二百多人。

后来我听说，被抓的人中有我的中学同学孟连，他在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工作，曾给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国家经委副主任薛慕桥当过秘书，后官拜至司局级。据他回忆，当他准备冲出包围圈时，警察一边狂喊“回去！回去！”一边用棍棒狠狠地打他的头，从烈士纪念碑台阶下边一直打到台阶上边。十几个人围住他又踢又打，直打的他痛昏过去。待他慢慢清醒些时，发觉一个被打昏的人压在他腿上，胳膊旁边还躺着一个被打伤的人。纪念碑四周一片刽子手凶残的狂叫声和受害者凄历的惨叫声、痛苦的呻吟声。孟连后来得脑瘤去世。几乎所有同学都认为，他的病同他当年头部受到猛烈打击有关。

“你知不知道抓的都是无辜者？白天闹事的在吴德讲话后都走了。晚上去的都是闻讯看热闹去的！”我在电话里冲我小学同学大声嚷嚷。

“知道。不但我们这些小喽啰知道，我看上边也知道。抓的人都关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山公园，根本没审问，今天一早就让单位来领人。如果认为他们有问题，怎么能这么轻易就把人放了。”

“既然这样，干吗还要如此兴师动众？”

“不这样党中央的面子往哪放？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还要不要？白天脸都丢尽了，晚上得找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