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的人挨打了吗？”

“态度好的都没挨打。但也折腾的够呛。所有被抓的人都在院子里面壁站着，不准动。后面就站着看守他们的人。谁乱动就用棒子打谁。上厕所也不允许。我听说有的人还尿了裤子。晚上看守他们的人都穿上军大衣了，这些人还不冻的够呛？！”

“你没干缺德事吧？”

“你还不了解我？我向你保证，我没打一个人。今天通知各单位领人，大多数单位还不错，马上就来了，还带着本单位的人白天上班没来闹事的证明。也有差劲的，不但不领人，还说什么此人一贯与领导作对，经常去天安门，留下来让公安部门好好教训教训。”

厄运临头

接到我同学的电话后，我心情沉重，但无法和任何人讲。因为北京市革委会刚刚发出《紧急通知》，称“天安门事件”是“解放以来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反革命事件 ”。江青为镇压成功十分得意。张春桥说:“天安门广场事件是中国的匈牙利事件，那些人拥护邓小平，就是要把他抬出来作中国的纳吉。”

但仍有群众不畏强暴， 4 月 6 日继续去天安门广场献花圈。有人在纪念碑栏杆上用笔写下:“敬爱的周总理，您的花圈在我们心里，谁也收不走！”“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聚集在天安门的群众，在东城区电子仪器一厂工人齐国治的倡议下，成立了“全国保卫周总理委员会”。

清洗过后的广场4 月 7 日 ，天安门广场戒严了，有清洁车和洒水车在广场内打扫“卫生”。我对妻子说:“他们是在清洗血迹，消灭罪证。”

晚上，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毛远新拿着毛主席写的条子给大家看。毛主席的指示是:“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毛远新解释说:毛主席的意思是指在首都天安门广场发生了烧、打事件，天安门广场上的活动，其性质已变为反革命事件了。毛远新还传达了毛主席的两项提议:一是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二是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4 月 8 日，人民日报发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文章说:“九时半，数万首都工人民兵接到了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命令后，在人民警察和警卫战士的配合下，采取了果断措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把仍在纪念碑一带作案、闹事的坏蛋，团团围住，将其中现行犯和重大嫌疑分子，拘留进行审查。这一小撮张牙舞爪的坏人，在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面前，不堪一击，一个个如丧家之犬，蹲在地上直打哆嗦；有的慌忙把身上的匕首、三角刀和抄有反动诗词的本本交出来；几个拔出匕首妄图行凶顽抗的罪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人民日报

我们这种从小受党的教育长大的青年，对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从来就是绝对的相信，无论报道什么重大事件，从不怀疑，坚决拥护。可是当报道的恰恰是你经历的事件，而且在歪曲事实时，心灵所受到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你没想到，全党批了好几年的林彪的 “不说假话办不了大事” 著名论调，竟然依然是党和政府运用的手段。

在处里组织学习《人民日报》有关文章时，我再也抑制不住了，说:“这是歪曲事实，白天闹事的都走了，晚八点后在天安门全是路过的好奇群众，所谓被镇压的反革命分子就是这些无辜群众，他们成了替罪羊。”

“你凭什么说人民日报歪曲事实？你根据什么讲被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徒是无辜群众？你这是怀疑党中央、毛主席！”我们处里唯一的非党员对我上纲上线，大帽子扣了下来。按规定，政治部宣传处成员必须是党员。这位非党员比我大一岁，是通过主任的关系从天津调来的，专业不对口，进不了业务处室，安插进我们处，成了主任的眼线。

我被逼得没有退路了，说:“ 5 日晚我确实去了天安门广场。报上讲 9 点半采取行动，我 9 点才离开，我当然有发言权。当时广场只有少量人，都是像我这样下班后去的，哪有什么‘ 仍在纪念碑一带作案、闹事的坏蛋’。”

全处 7 个人，处长没吭声（内心绝对相信我），扣帽者一时不知怎么回答，其他 4 人凭过去对我为人的了解，全都相信我讲的。老大姐张宏毅叹了一口气，说:“唉，老百姓就像只蚂蚁，说捏死就捏死。”悲愤的气氛笼罩着整个办公室，学习无法进行下去了。

我暴露了自己去天安门的事后，很快有人反映到主任那里，我被作为党员严重违犯纪律的反面典型上报到石油化工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