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历史在发展，战争也在发展，与此相应的军事理论也必须发展。从与时俱进的观点来看，毛泽东的战略理论体系需要发展和充实哪些内容？

李：这个问题提得好。我认为除了已经和正在深入探讨的打赢高技术局部战争的作战指导外，还要重视战略管理问题的研究。这是因为，产生于战争和备战环境，特别是从游击战争发展起来的战略理论体系，侧重于战略思想与原则、战争指导规律的认识与运用、战争准备与实施、作战力量的建设与发展是必然的。而现在则需要增加战略管理的内容。这是军队正规化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例如，国家应变体制与运行机制；战略层次的组织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标准化管理；国防与军事的法规和制度；国家边防体制的统一管理及其法规；军事职务资格标准；指挥机构的标准工作程序；军队作战能力评估标准；工作效绩评估标准等，都应列入战略理论体系研究的内容。从某种意义说，这是补从游击性向正规性转变这一课。

从历史上说，军队的正规化，是在统一国家的形成，大兵团作战的出现，和产业革命以后，对军事改革提出的历史要求。许多国家从革命战争到取得政权以后，其军队都曾有过从非正规化向正规化转变的过程。对于旧时代已经停滞的军事制度来说，否定其正规性是一种进步的变革。例如北美独立战争，西班牙反对拿破仑统治的战争，苏联十月革命的武装起义及抗击外国武装干涉的战争，都带有这个特点。中国革命战争的游击战甚至具有战略地位。但是游击性毕竟是一种过渡形态，要取得最后胜利和巩固政权，必须建立正规军和进行正规战，进行国防正规化建设。华盛顿在北美独立战争开始后即提出"必须建立正规军"。列宁同"军事反对派"的主要分歧就是要不要军队正规化的问题。建国初期，我军在彭德怀的领导下着手正规化建设，但后来他受到错误地批判，加上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严重干扰军队正规化的进程。

历史证明，从思想作风上改变不正规的惯性，要比从组织制度上改变还要难。从战略管理上适应信息时代战争的到来，是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历史要求。谭：您曾发表过研究战略文化的专题论著。由此推论，有没有战略文学呢，也许您认为文学不成其为战略，但毛泽东的诗词里面是否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他的战略思维？李：与其说毛泽东的诗词不如说他诗词中所反映的作者性格与战略思维的关联。中国古往今来有不少大军事家、政治家又是造诣极高的文学家，他们的军事文学作品，是经过金戈铁马的历炼之后，对生活的珍爱和人生的彻悟。中国军事文学参与了中华民族智慧的培育，和民族精神的锤炼与塑造，表现出历史非常时期民族精神的底力，情系天下兴亡，熔铸民族之魂。毛泽东的诗词也具有这样的特点。其大部分是战争年代的即兴之作。其中或写战争的场景，或抒发诗人军事家的胸臆，虽不是军事思维的逻辑表述，但它的确有大战略的雄浑气魄，携带作者的政治理念、革命情操和英雄气概。如他在《念奴娇·昆仑》一词中写的："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赠美，一截遗欧，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其中抒发诗人的世界革命的理想主义、国际主义与人类大同的豪情壮志。这种超越现实的理想主义激情与现时的国家领土主权的划分当然是不能混淆的，在实践上也不是没有个别的教训可记取。但其天马行空的奔放气势，古今中外无人可比。毛泽东的诗词，绝然没有颓唐消极或吟风弄月、无病呻吟之作，它总是以磅礴的激情，振奋人们的革命精神，而且信笔拈来，引经据典，天衣无缝。

有人说，不读名著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是说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一个人的性格往往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一个民族的性格也往往决定一个民族的命运。中国先秦时代就有"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精神。后来被儒家文化的消极成分给磨掉了，而儒家文化的积极内容又被文化大革命给打掉了。现在充斥文化市场的宫廷戏、武侠戏，久而久之会误导青年一代追求无限权力，勾心斗角；或寄托虚幻的行侠仗义，而不依靠民主与法制。要警惕腐败带来的文化粗鄙化、学术浅薄化、行为浮躁化。我认为如今的宫廷戏、武侠戏之类的文学与社会价值，甚至不如在中国文学史上没有多大地位的汉赋，其留给后世的精神财富是极其有限的。想到这些，不能不倍加珍视毛泽东所唤起的中华民族的自强、自尊、自信、自立的精神和留后人的宝贵文化遗产。（李际均/《百年潮》200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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