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山的永别:1949年12月

1949年最后一个月，蒋氏人在成都。闻知重庆失守，心情有如1937年南京陷入日寇手中:“最后消息杨子惠已于下午到铜梁如此重庆已陷矣此乃余廿六年南京撤守时之心绪其悲伤与依依难舍之情景无异也”(1949-12-1) 。

12月4日，蒋氏还在日记里考虑“迁都”位于四川省西南边陲的西昌，但因泸州失陷，两天后(6日)他即断定西昌绝不能作政府驻地；又说定海较稳，所以12月7日发表政府迁台北的声明。此时蒋氏可能已经有点乱了方寸，但迁台的最后决定确是攸关整个中华民族命运的重要转折点。

12月9、10两天是非常关键的两天，蒋氏还留待成都观望局势，一度还打算去昆明，幸好没去，因为云南省主席卢汉9日那天忽然宣布投共(难怪前几天蒋日记里提及要见卢汉，卢却一直避不见面，推说在戒烟身体不适)，随即扣押了刚飞抵昆明的张群，同时发出通缉令要各地“活捉蒋匪”(蒋氏在日记里以“军”字取代了“匪”字)。在最后一刻，蒋氏险险逃过卢汉的追捕飞往台北，从此终其一生再也没有回过大陆了。

蒋氏是12月10号由成都飞台北的，但10号日记里竟不见提及详情，直到12月16日的“上星期反省录”里才看见“接十日记事”，这是蒋氏写日记少有之现象，也可见那两天有多匆忙紧张。

他在16日反省录中详述经过:文武人员都要求他尽快离开成都飞台湾，而不要先去西昌了；可是他一再拖延了五天之久，为的是胡宗南的部队尚未如期集中，他认为自己能多留在成都一天，就可以多掩护胡的部队一天；不料卢汉叛变，而四川省主席邓锡侯、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双双“避不晤面”(其实也是投降起义了) ，他对胡的掩护作用已失，乃决定回台处理政府迁台的要务。

“午餐后起行到凤凰山上机十四时起飞途中假眠三小时未能成寐二十半到台北与辞(缺“修”字，应是陈诚) 入同车入草庐回寓空气轻清(？)环境清静与成都晦塞阴沉相较则判若天渊矣廿四时前就寝”(1949-12-16上星期反省录)。蒋氏日记中多半会在最后记下一笔几时就寝，通常是10点30分左右，12月10日这天太过漫长，以致直到午夜方才睡下。

冬夜梦魇

1936年12月12日，蒋氏在西安遭张学良“兵谏”扣押，故12日的日记不忘提及此事:“本日为西安蒙难第十三年纪念日时时追想当时危难险恶情形则感今日亡命台湾犹得自由生活殊觉自慰故频谢天父与基督洪恩不置也”(1949-12-12) 。

紧接着12月16日的“上星期反省录”，就是进行自我检讨:“愧对大事只顾目前问题之解决而不注重其后果冥顽不灵粗忽大意竟至一败涂地乃余一生最大缺点亦即所以功败垂成之由来也”(1949-12-16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 。

对于卢汉、龙云的“叛变“，蒋氏得此结论:“边区之人善变多疑而况于苗夷卢龙乎(卢汉是彝族人) …更觉凡是政治与外交绝无信义更无情感可言只有实力与强权方是政治与外交之本质也”(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