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权贵阶层的形成，苏共逐渐走上了腐败变质的道路，切断了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关系。从苏共蜕化变质的过程来看，苏共的腐败从根本上来说是权力的变质，一切腐败现象都同没有正确对待和使用权力有着密切的关系，使权力异化。概括地讲:

一是理想权力化，即背弃革命理想，单纯地追求权力。“列宁时代的革命者面临的前景是逮捕、坐牢、苦役，甚至绞刑架，若能从监狱中逃出，不是转入地下，就是逃亡国外；而后来持大学文凭和口讲良心的入党的人面前，则是飞黄腾达、特权、由党和国家完全包干的物质的满足。”[10]即使是老一代的共产党人，在权力的腐蚀下也会发生蜕变。

二是权力特权化，就是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个人的权力，变成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在二战以后几十年间，官员的特权名目繁多，诸如宅第权、特供权、特教权、特继权、特支权等，不一而足。

三是公仆官僚化。许多党的领导干部关心的不是人民，而首先是自己的官运，自己的地位、自己的物质享受和奖赏，自己的特权。“他们不承担任何责任，不解决任何问题，却年复一年在自己的位置上坐得稳稳当当。”“最可怕的是，提升职务主要靠熟人、靠对个人的忠诚和靠亲属关系，而不是凭借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以至“在我们的管理机构内就出现了稀奇古怪的‘势力范围’、‘个人领地’，其为首的都是‘自家人’”。“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官员即使具有最好的个人品质和禀赋，也几乎都成为官僚主义者，而如果某一官员没有发生这种蜕变，那么这个帮派就会把他排挤和抛弃掉。”[10]

四是权力商品化，就是进行权钱交易，把权力作为捞取金钱的手段。在苏联，特别是在七十年代改革的浪潮兴起以后，公开的和秘密的权钱交易恶性地蔓延开来。这些人赚钱很容易，主要是在流通领域中倒卖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甚至走私战略物资，包括石油、金属、核原料，大发横财。这些活动并不是孤立的，在监察和司法机关也有他们的保护人和代理人，甚至得到国家机关中高级官员的支持和庇护。就连派赴阿富汗军队的军官也从事武装走私活动，问题之严重可想而知。利加乔夫在《戈尔巴乔夫之谜》一书中形容“改革的真正悲剧”时说:“一股可怕和无孔不入的营私舞弊势力，简直是一瞬间，大约一两年时间，就取代了几十年在苏共和整个社会中滋长并泛滥的营私舞弊分子。这股势力扼杀了1985年4月以后在党内出现的健康发展的开端。这股寄生势力就像繁殖很快的马铃薯甲虫一瞬间吃光马铃薯的嫩芽那样，很快就使改革的幼芽枯萎了。结果，一个奋起实行改革的国家就这样失去了平衡，受到动摇，现在已坠入深渊。”[10]

三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苏共陷入腐败泥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还要从体制上找，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讲:“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11](P333)

列宁逝世后，由于激烈的权力斗争和当时苏联所处的国际环境，也由于斯大林的个人原因，苏联的政治体制没有像列宁晚年所叮嘱的那样向民主化方向转变，相反，总的趋势是将原来就日趋集中的政治体制推向极端，形成了一套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这种政治体制模式有明显的弊端和危害性:

首先，“党的组织行政化”和“党政干部官僚化”使党成为国家机构的一部分，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由此出发，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形成了自己的特殊利益，形成了脱离群众的官僚特权阶层，因而使普通劳动群众无法感受到这些人是在代表他们掌权，而是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反差，加深了他们的被欺骗感和失望。

其次，“国家权力个人化”和“监督机制无效化”使权力失去了监督，而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改革开始后，以往人为掩盖着腐败现象被大量揭露，使人们对苏共的一些干部究竟是否代表人民的利益感到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