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特权阶层”成员的主要特征是:第一，他们掌握着一些党政军领导机构和企业、农庄的绝对领导权；第二，多数人文化程度较高，受过高等教育，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经常去西方国家访问；第三，这些人已不是当年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对他们来说只是口头上说说的东西，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想在他们头脑中已经淡薄；第四，他们不以享有比一般规定的高级干部待遇还要大得多的特权为满足，而且以各种方式侵吞国家财产。他们中的不少人把自己领导的企业、农庄当作资本，从事半合法的和非法的生产经营活动，获取大量利润。用美国学者大卫·科兹的话说就是:这个特权阶层非常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没有意识形态的立场，最会重复官方的意识形态词句而不去相信它，只关心自己的特权和利益，只有极少数人相信社会主义。[2]这个“特权阶层”对苏联社会产生的消极影响主要在于它因循守旧，不想或反对进行有损自己利益的任何实质性的改革，深恐因此而失去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它(至少是这一集团中的大多数人)在主观上并不想直接搞垮苏联和复辟资本主义，而是想方设法维持现状，但正因为这样才为以后改革的夭折和苏共的垮台埋下了伏笔。

从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1987年开始，苏联许多部委改为大型康采恩，部长、副部长变成了康采恩董事长，财政局长变为银行行长，物资局长变为交易市场老板，石油部变为石油公司。这是一个变革过程，但是实施这个变革的主体错位，在许多情况下权力已经人格化。当时苏联官僚权贵阶层羽翼已经丰满，他们成为实施这个过程的主体，窥视到了以国家名义支配国有财产的机遇，借口也堂而皇之，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将财产的国家所有实际上变为自己支配。同时，国家法规不健全，国有财产管理混乱，有了超常的高度中央集权体制，权贵阶层可以利用部门和行业超常的集中程度，甚至代表国家以所有者面目出现，直接支配所管辖范围的财产。当时连共青团也动了起来，开始经营“共青团经济”，开办共青团商品交易所等。官僚利用权力开始在国有的名义下暗自积聚个人资本，但这个时期他们还不具有阶级属性，而是苏联制度下的权贵阶层，是通过对人民财产的特殊占有形式即隐性占有方式来积累资本的。可见，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误为官僚加剧变异提供了特殊的客观环境和条件。

对于当时干部的特权，戈尔巴乔夫也承认比较严重。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指出:第一，在苏共党内，绝大多数党员还是“真诚而无私地履行了自己对人民承担的义务”的，但在过去的年代里，却“没能对那些不诚实、喜欢钻营、自私自利的人设置一道牢固的屏障”；第二，苏联居民中存在着“过着天堂般的生活的特权阶层”，“有些人享受着非法的特权”；第三，许多单位、机关以至企业里设置了疗养院、膳宿旅馆、别墅村，“党政机关也都有一套服务部门，并也确实出现了问题。特别是当该地区对全体居民的服务大大逊色于上述单位和机关的服务质量时，问题就更严重了”；第四，对于1987年前后苏联的经济改革所遇到的困难，向企业放权这个做法“受到了不愿与许多特权和权利决裂的管理机构的顽强抵制”，各部的部长们和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在行动上往往把狭隘的本位主义利益，或者干脆把小集体利益置于社会利益和人民利益之上”。[9]

博尔金在《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描述过，戈尔巴乔夫在国外得到许多奖金、奖品和稿费，当时个人帐户上已有100万美元。有一次戈氏从韩国归来，从皮包里拿出一个装有10万美元的信封，是韩国总统卢泰愚送的。

关于戈尔巴乔夫时代领导干部的特权问题，叶利钦在《我的自述》中写道:“当人们了解到这令人愤怒的社会不公，并看到党的领袖不采取任何措施以制止党的高层人物对财富的这种不知羞耻的掠夺，就会失去最后一丁点的信任。”“没有信任，也就谈不上有任何前途的、真正的改革。”被苏共视为异己分子的叶利钦，可以说恰恰在这一点上一度得到了很多人的拥护。戈尔巴乔夫下台前曾会见叶利钦，希望自己下台后保留原有的一些特权，但被叶利钦拒绝了。[8](PP50-60)

苏联解体后，由部长、局长等转变而来的总裁和经理们利用权力公开掠取国有财富。苏联解体使原来国家对财产的所有成了空话，这造成前苏联国有财产在时间和空间上一度出现无人管理状态，权贵阶层开始公开地以实实在在的所有者面目自居，分割国有资产。这时，前苏联社会制度对他们从权贵阶层向资产阶级转变的约束力已完全消失，非但如此，制度的转型为他们自身的质变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制度的转换急需私有者，以加速制度转换的不可逆转和完成，俄罗斯的新主人便很大方地将苏联时期的国有资产转移给权贵阶层。1992年开始的人人有份的证券私有化闹剧，只是从法律上、政治上承认官僚对财产的事实私有。可以说，俄罗斯私有化宣布了前苏联权贵阶层对国民财富的滥用合法化，宣布了对前苏联财富的隐性占有为公开所有，用法律手段保障了官僚资产阶级的顺利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