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于手头掌握的资料，我们目前还不可能知道肯尼迪和赫鲁晓夫是如何利用这条秘密通道以及其传递的所有信息。不过，这条通道的存在并且在解决加勒比海危机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是毫无疑问的。赫鲁晓夫12月10日给肯尼迪的中信中有一个旁证。他抱怨肯尼迪泄露了他们利用这条秘密通道传递的内容，“如果你们方面开始用泄露的办法来换取我们的观点，那我们也将做出相应的结论。我始终谴责美帝国主义，但另一方面，我认为继续保持秘密地交换我们看法的渠道，是有用的。因为，对于我们两国主要政治家来说，最低程度的个人信任是必要的，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有益于世界和平。”

祖波克认为，肯尼迪与赫鲁晓夫之间的秘密通道表明他们之间已经建立起某种最低程度的理解和信任。就赫鲁晓夫而言，他开始摆脱了斯大林时代培养起来的不能信任帝国主义，特别是它的化身--美国的教条。这是美苏“冷战”史上首先的突破，不仅促进了加勒比海危机的解决，而且对后来美苏关系的发展产生了影响。确实这样，1962年12月，在有美、苏等18个国家参加的日内瓦的国际裁军会议上，美国首先提出建立直接联系，即建立所谓的“热线”。半年之后，1963年6月20日，美苏两国代表在日内瓦签订了建立两国首脑直接联系的协议。这个协议规定:这条“热线”于同年9月1日开始启用，其主线由美国华盛顿的白宫和五角大楼开始，经英国的伦敦、丹麦的哥本哈根、瑞典的斯德哥尔摩、芬兰的赫尔辛基，最后同苏联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接通。此后，美苏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当然，加勒比海的后果和影响远不止这些，使中苏关系更加复杂化也是很明显的。1962年正是中苏两国、两党关系比较紧张时期，大论战正在酝酿之中。赫鲁晓夫在与肯尼迪作交易时，也打出了中国牌，既打算美国那里换取更多的让步，也想获得中国对他的支持。比如，在10月30日致肯尼迪的信中，赫鲁晓夫要求肯尼迪采取正确的对华政策，促进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为此，他还颇费心机地提出了三条理由:1，任何一个自尊的大国都不能同意把它的领土和人口的一部分分割出去。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让中国人民自己解决。中国参与了联合国的创建，是安理会的永久性成员。如果重新恢复它的合法地位，对和平事业将是一个很大的贡献。2，没有中国，就不可能就裁军问题达成协议。联合国成员国中许多国家人口很少，如冰岛只有18万人，但在这个组织中有发言权；中国有6·5亿人，却没有发言权，这是不公正的。3，恢复中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是正当的，而且肯定能恢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因为世界舆论要求这样。如果肯尼迪政府能够正确对待和处理中国问题，定会进一步提高在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威信。

这些只是赫鲁晓夫一厢情愿的事。在与中国敌对的时候，美国不会同意这样的做的。另一方面，中国党不仅在“三和”问题上与苏联党的看法大相径庭，而且在加勒比海期间也像古巴似的反对苏联同美国妥协。对待美国的态度成为中苏矛盾的催化剂。

1962年加勒比海危机是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经历的最危险时刻之一，几乎将人类带入热核战争的灾难之中。作为这惊险一幕导演的赫鲁晓夫和肯尼迪过去和现在都是人们评判的主要对象。特别是在他们之间的秘密通道公布之后，东西方许多学者认:美苏两国首脑之间的通信和达成的谅解促使了这场危机的解决。肯尼迪显示出自己的勇敢、灵活和坚强的意志；赫鲁晓夫的明智妥协的意义足以与他在苏共二十大上作的“秘密报告”相提并认论。

然而，人们不应当忘记，美苏这两个越级大国凭籍武力争霸世界而给人类和平事业造成多么大的威胁；不应当忘记，它们不惜牺牲别国的利益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以强凌弱的做法。1992年1月，卡斯特罗出席由美国、苏联和古巴三方学者在哈瓦那举行的加勒比海危机讨论会，余怒未消，仍愤愤不平地说:“当时我们有权利接受导弹，我们没有违反国际法。为什么要秘密地进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