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毛泽东的这份回电，蒋介石的感觉是“温驯已极”，“横逆与驯顺，一周三变”。在蒋介石三电毛泽东期间，赫尔利大使也曾两电表示，愿意到延安迎接。25日，毛泽东复电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人魏德迈（Wedemeyer，Albert），对赫尔利来延表示欢迎，声称愿与周恩来将军偕赫尔利大使同机飞渝。同日，他和即将回太行根据地的刘伯承、邓小平谈话，要他们回到前方以后，放手打，“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28日，毛泽东由赫尔利与蒋介石的代表张治中陪同，与周恩来、王若飞同机抵渝。抵达时，毛泽东身穿蓝灰色中山装，脚穿黑色布鞋。一手挥着巴拿马式的盆形帽，微笑着走下飞机。举世瞩目的重庆谈判开始了。

蒋介石再次180度大转变，决定授予毛泽东等“胜利勋章”，并且礼送回延安

然而，就在蒋介石破釜沉舟，准备豁出去做“此事”的时候，他却又犹豫起来了。

10月6日，蒋介石反省上周作为，觉得龙云问题解决，西南巩固，“建国已有南方统一之基础”，“心神乃得自慰”。但是，对于解决中共问题，他觉得国内、国外反对者很多，困难很大。日记写道:

对共问题，郑重考虑，不敢稍有孟浪。总不使内外有所藉口，或因此再起纷扰，最后惟有天命是从也。

蒋介石的“郑重考虑”是必要的。如果他悍然扣留并“审治”毛泽东，不仅美国、苏联通不过，在抗战八年中发展起来的百万中共武装通不过，那时已经站在中共一边的民主党派自然也通不过。其结果，必将出现“再起纷扰”的严重局面。这么一想，蒋介石又把他那颗强烈跳动的想扣留并“审治”毛泽东的心摁住了。当天正午，蒋介石与左右讨论中共方面所起草的《会谈纪要》以及毛泽东的离渝时期，蒋介石“立允其速行，以免其疑虑”。

10月8日，正午，蒋介石宴请国民党中央常委，讨论两党谈判情况。当时已经有了一份《会谈纪要》的初稿，准备公布。吴稚晖反对发表这份《纪要》。关于国民大会召开日期，会上意见分歧，莫衷一是，蒋介石只能宣布休会，另加研究。会后，蒋介石审阅《纪要》，采纳中常委们的意见，作了部分修改。又派叶楚伧去做吴稚晖的工作，说明这是将中央对共产党的“政治解决”的方针明示中外，可以体现中央“仁至义尽”的态度云云，吴才同意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