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中国民航高级飞行学院从天津移驻广汉。当时的广汉，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很差。周训典在飞行训练中，没有出过一次事故。学员们眼中的这位周教官，除了在驾驶技术和理论上教导他们，在思想和生活上也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们。然而，这位与飞机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能够在乌云密布能见度极低的恶劣气象条件下，飞越崇山峻岭，却无法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度过政治风浪。

无言的结局

1964年，周训典随航校调往四川，妻子儿女仍住在天津。从那时起，他和家人就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每年只有两次小聚:一次探亲假，一次利用疗养间隙回家小住。

1967年春夏之交，周训典结束了在杭州的疗养，与往年一样回天津看望自己日夜思念的妻子和4个尚未成年的孩子。谁知道这一次相聚竟是全家人最后的一次团圆。全家人永远都记得送周训典去火车站的那个晚上，列车一声长鸣，站台上的铃声响了，在列车员的催促下，周训典和妻子孩子们一一拥抱，转身上了车。列车缓缓地向前移动。

“二哥，别忘了吃胃药，自己多保重身体啊！”妻子提高嗓音。

“爸爸，再见，再见……”孩子们拼命挥动着手臂。

可谁知这一别竟是永诀。周训典永远地离开了他最爱的家人。

周训典回到单位之后，立即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他被扣上参与“阴谋驾机外逃集团”的罪名。从1968年起，实行隔离审查。

刚开始，周训典还能通过书信，让家人得知他的一些情况。

他在信中告诉妻子:现在已经如此局面了，案情越高越复杂。问题越来越多——因为各人在压力之下，力求彻底、详细交代，取得“从宽”，竟不顾客观，不顾他人而凭空捏造，互相牵连。竟有人在交代中说我曾经在1967年10月请假回天津，利用假名企图从陆路或小路逃亡外国。

后来他的家人就什么消息也得不到了。直到1970年7月初，一个星期日的早晨，钱承评把孩子们召集在一起，宣布了父亲被迫害致死的噩耗，没有留下一句遗言。事实上，周训典早在两个月前的5月2日已被迫害致死，时年4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