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一种新品种名叫“御苑胭脂米”，是一种绯红的香米，有人考证出《红楼梦》中庄头乌进孝给贾府送的，就是这种“御米”。康熙五十八年时，李煦写给康熙的密报中就有某官绅种了多少亩、亩产几石几斗；某商人种了几亩，亩产几石几斗。其实这些人的实验任务也不过是两三亩，只有李煦自己家种的最多，他甘愿冒这种试验性的风险，种了100亩。李煦向康熙报告了自己家那块水稻实验田的收获情况:奴才种了您的御稻一百亩，六月十五日收割，每亩约得稻子四石二斗三升，谨砻新米一斗进呈。而所种原田，赶紧收拾，六月二十三日以前，又插完第二次秧苗。至于苏州乡绅所种御稻，亦都开始收割了。他们的详细账目，我给您另写一个奏折，请您御览。

康熙在京城搞试验田，也是四处取长补短，有次下江南看到老百姓存有猪毛、鸡毛等不值钱却又污秽的东西，便着人询问，听说当地人用这些东西做农家肥后，他便也做起了试验，结果收效显著。

密报管理的性质问题

尽管康熙吩咐亲信定期或逢到值得注意的事情向他密报解决了不少问题，但是这种密报的性质在他的心里一直存在着一个职业伦理的困惑。即使是为了天气农业这样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问题，康熙自己也走不出心理阴影。

李煦在康熙四十七年正月十九日的密件中向康熙如实交待了自己在去年差人送奏折时，所差之人曾经弄丢了密信的问题，他感到自己实在是罪该万死并求万岁惩处自己。康熙得知此情后，说你奏的那些都是密报，这是与地方官不同的地方，将你的家人一并宽免好了，这种事让外人知道了，也不好听。

由此可见，康熙本人也认为自己派了人在各地暗访密报是与他头上那块“正大光明”的匾额不太相符的事，让别人知道了是不名誉的。正是在这种心态下，所有密件均由他本人阅读回复。这种心态与他的儿子雍正公然建立自己的特务组织和强化密折制度截然相反，也可以看做是政治清明与独裁的一项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