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阶级斗争出现新动向，这是随着波匈事件发生，特别是国内个别地区出现少数人闹事后，毛泽东产生的联想。用他的话来说：“匈牙利事件的一个好处，就是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举的例子是石家庄一个学校有部分学生闹事：“少数反革命分子乘机进行煽动，组织示威游行，说是要夺取石家庄广播电台，宣布来一个‘匈牙利’。”还说，“北京清华大学，有个学生公开提出：‘总有一天老子要杀几千几万人就是根据历次运动的经验，这几个极端例子的具体事实如何，颇值得怀疑。毛泽东随后还举过一个“典型的反革命”的例子：一个支部书记公开贴出小字报，反对苏联出兵匈牙利。反对出兵干预别国内部事务就算“反革命”?这即使在当时也显得有些牵强。至于那“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的事，也不过是新华社国际部的一两位干部，私下向毛泽东派来征求意见的人提了些希望认真吸取斯大林问题的教训，从制度上加强制约机制，政治上更加民主化的建议，并非就是要摘西方那一套。对此，毛泽东也未必不清楚。但是，抓住几个极端的例子，把问题上纲上线，借机阐发自己的观点，这是毛泽东的一贯风格。而他这时想要强调的，就是阶级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党内来。因此，讲学生闹事，他说背后是那些“老于世故”的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民主党派；讲动摇分子，他说背景是因为他们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进而说到相当一部分部长、副部长、司局长和省一级干部，之所以在农业合作化及统购统销等问题上右倾保守，也是因为他们出身于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家庭，听到心怀不满的家里人讲了一些坏话，如此等等。结果，所有的意见，不论提出的方式正当不正当，也不论善意恶意，只要在毛泽东看来有问题，就统统被归结为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了。

当然，毛泽东这时的想法还是有矛盾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八大刚刚通过决议肯定阶级斗争不是越来越尖锐，不能看作主要矛盾，他一时还难以从理论上根本改变这一定论。因此，他虽然一再强调革命和斗争一万年以后还会有，但理智上还没有把一切社会矛盾和党内分歧都看成阶级斗争的反映。他一方面肯定“还有资产阶级，还有地主、富农，还有恶霸和反革命。他们是被剥夺的阶级，现在我们压迫他们，他们心怀仇恨，很多人一有机会就要发作”；一方面又提出要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同意把所有工人罢工、学生示威都看成反对共产党，并且批评“斯大林在很长时期内把这两类矛盾混淆起来了”，谁批评政府，批评共产党，就怀疑谁是敌人，就有坐班房甚至杀头的危险。他不是没有注意到波匈事件中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严重不满，因而仍主张要允许批评，强调要加紧反对官僚主义，提出党要公开整风。不过，毛泽东对于批评的界限是很清楚的：你只能开花，不能长草；凡是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就是花，就让开；凡是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就是草，“我就锄”。人治的色彩异常鲜明。因为这个“有利于”与“不利于”，全凭各级领导根据当时的政治气候来判断，完全没有可操作的具体法律依据。

正因为如此，当毛泽东于1957年发动整风运动，意外地发现有太多的“蚂蚁出洞”时，他立刻想起了匈牙利事件，于是“蚂蚁”在他眼里变成了“吃人的鲨鱼”。整风运动迅速转变成反右运动，阶级斗争的法宝又祭起来了。经过反右运动，全国500万知识分子中，50多万人被打成了右派。

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强烈地感到笼统地反对个人崇拜有害无益，而正确的权威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否则，偌大一个党，偌大一个国家，包括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由谁来判断是非对错?他开始大谈要有正确的个人崇拜，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中国党有些人也屈服于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他们不知道，有些人打倒斯大林是有个人目的的，就是想让别人崇拜自己。我看还是列宁说得好。有人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得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

其实，毛泽东多少有点过虑了。斯大林问题的暴露，何尝丝毫触动过他在党内一言九鼎的绝对权威地位?麻烦的只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斯大林死后，是否还需要另一个斯大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