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当年为苏中两国领导人做过翻译的一位俄国人回忆，还在斯大林去世后不久，中共领导人就曾明确地讲过：斯大林去世后，国际革命运动的领袖就属毛泽东了。不论这种说法是否准确，1956年斯大林问题暴露后，中国共产党人在心理上确实产生了某种优越感，认为自己在许多方面，比如理论联系实际、党的领导体制、党群关系以及肃反政策的把握等等，都做得比苏联好。既然如此，谁还会去对照检查自己的问题呢?毛泽东早就认定斯大林有许多错误，但在斯大林还处于一种神话地位的时候，无论是对斯大林，还是对苏联，像毛泽东所说过的那样，中国共产党人除了公开崇拜以外，完全没有批评的可能。因此，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抱有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态。他不满意报告那打倒一切的调子，却不止一次地高度评价赫鲁晓夫的做法，说他勇敢地揭开了盖子，从而解放了思想。在毛泽东看来，斯大林问题的揭露至少证明了自己久已存在的看法，即苏联的经验并不都那么令人羡慕。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问题不顾后果的，并且是明显偏激的的做法，更让毛泽东看不起苏共新一代领导人的政治能力。这也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对米高；扬不提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特经验与理论贡献，会生那么大的气。

如果说斯大林的问题，这时曾经引起毛泽东一些积极的思考的话，那么，最值得一提的，大概就是如何认识社会主要矛盾这个问题了。毛泽东这时明显地赞同苏共对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愈前进，阶级斗争就愈尖锐这一错误公式的批评。这对一向强调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毛泽东来讲，几乎可以说是一段很特殊的现象。中共八大之所以提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急风暴雨式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逐渐转变为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与此不无关联。毕竟，在这一年里，农村实现了集体化，城市工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正在加速完成，过去意义上的地主和资产阶级即将不复存在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再搞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确实没有必要了。因此，毛泽东不止一次地提到，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百分之九十已经消亡了；剩下那百分之十，也主要是用于对外的。从这一点出发，当年处于同样情况下的斯大林，确实没有必要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毛泽东明确讲，斯大林那时所以仍旧到处寻找斗争对象，到处捉人杀人，继续进行阶级斗争，根本原因是认识没有跟上形势的发展，不相信群众而天天恐慌。他还说，当国家只有一个党专政的时候，更应该注意听取反面的意见。民主党派不是天天在骂我们吗?只要不登在报纸上，听听也没有什么不好。

由于满足于中国现实政治的成功与经验，满足于自己的理念与睿智，毛泽东也就不可能从斯大林的悲剧中看到自己的问题，真正吸取教训。随着波匈事件的发生，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化了。

由于对斯大林暴行的揭露，从1956年春天开始，东欧各国党已经不得不开始为那些以同样原因被镇压的共产党人恢复名誉。仅波兰政府4月27日宣布的必须恢复名誉的共产党人，就有8万人之多。6月28日，波兰爆发了有名的波兹南事件。事件最初纯粹是由经济原因引起的，但波兰当时面临的经济危机和人们对政府的普遍不满，使得这一家机械厂工人的抗议活动引发了对政府机关的冲击。波兰军警进行镇压，造成了数十人死亡和数百人受伤。波兹南事件发生后，波兰党7月18～28日召开了中央全会。苏共中央派代表团参加，企图要波兰党公开承认骚乱是一起有敌对势力挑唆的政治事件。但波兰党坚持认为工人对生活状况的不满是主要原因，并且随后完全违背苏联人的意愿，宣布将恢复因主张独立自主而被开除出党和遭到关押的前第一书记哥穆尔卡的职务，并有意解除从苏联回来担任政治局委员和国防部长要职的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职务。

波兰出现的情况，使莫斯科大为惊慌和恼怒，担心波兰可能脱离华沙条约组织，转向西方。赫鲁晓夫因此下令派兵对华沙取包围态势。与此同时，赫鲁晓夫、莫洛托夫、米高扬等飞往华沙，准备强行干预波兰党准备在10月19日召开的中央全会的选举。在19～20日的会谈中，两党领导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但在波兰党领导人再三保证没有脱离华沙条约的意图，并愿意努力使罗索科夫斯基留在政治局内之后，赫鲁晓夫也做了让步，同意不干预哥穆尔卡的当选，并将部队撤回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