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苏之间围绕着斯大林问题所产生的意见分歧，此前还只是政治局一级的领导人了解。波匈事件后，毛泽东以极度不满的口吻，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向全体中央委员讲了这番话，事实上是把两党之间的分歧在内部公开化了。毛泽东在讲话中甚至使用了“里通外国”的提法，警告“我们的高级干部、中级干部中，还有个别的人(不多)里通外国”，即“背着中央向外国人通情报”。他告诫他们：“这样的事就不要干了”，并且说，“送过情报的讲出来就完了，不讲，就要查，查出来就给适当的处分”。这里讲的“外国”，指的就是苏联。很显然，毛泽东对苏联的看法，正在发生某种复杂而微妙的变化。

波匈事件还使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不像以往那么乐观了。一个多月前的那种兴奋和满足感消失了。当时他曾高兴地告诉苏联同志：“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从前我是睡不着觉的。我曾经跟尤金同志说过，一切都还不上轨道，穷得很，人总是不高兴。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开始高兴了，工作比较上轨道了，党内问题也比较上轨道了。”他甚至开始考虑“辞掉主席职务，想干个名誉主席”，“准备后事”了。但如今，他又开始忧心忡忡了。他公开表示，过去说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百分之九十都已经消亡了，看来问题还不那么简单。社会主义国家出了一个贝利亚，大家吃了一惊；后来又出了一个高岗，又吃了一惊；现在匈牙利出了那么多反革命，这更教育了我们。也就是说，像我们这样的人，也可能还会犯错误；如果斗不赢，就会被别人推下台去，让哥穆尔卡上台，把饶漱石抬出来。这不是没有可能的，大不了重新回到延安去。可以看出，把哥穆尔卡上台同出现贝利亚、高岗、饶漱石相提并论，这反映出毛泽东内心深处对党内斗争导致政权易手的问题，已开始予以高度的重视。

这个时候的毛泽东，还没有把赫鲁晓夫与哥穆尔卡相提并论，但他对赫鲁晓夫的印象变得极差。他再三说，赫鲁晓夫这些人不仅不讲马列主义，而且缺乏革命道德。“你从前那么拥护，现在总要讲一点理由，才能转过这个弯来吧!理由一点不讲，忽然转这么一百八十度，好像老子从来就是不拥护斯大林的，其实从前是很拥护的。”这怎么行?

1957年1月周恩来访问苏联、波兰和匈牙利。在莫斯科同赫鲁晓夫谈话时，根据毛泽东关于这次一定要捅穿一些问题的指示，周恩来直截了当地向赫鲁晓夫等提出，在斯大林问题上，苏共领导人应当主动做自我批评，承担必要的责任，不能把问题都归结到斯大林一个人身上。在1月17日中国大使馆举行的宴会上，周恩来又当面逼问赫鲁晓夫：你们20年来同斯大林一起共事，难道对助长斯大林个人专断、思想僵化、狂妄自大等等错误的发展没有责任?如果不怕杀头的话，你们至少也可以少做些助长斯大林错误发展的事情，多做些约束斯大林错误的事情嘛!为什么你们丝毫不做自我批评呢?但米高扬表示：在当时的情况下，除非像对付贝利亚一样，把斯大林捉起来，否则别无办法。而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则异口同声地说：斯大林独断独行，根本没有可能进言；如果密谋捉斯大林，那么被捉的将不是斯大林，一定是我们自己。在还没有庐山会议以及“文革”那样惨：痛经历的情况下，周恩来对赫鲁晓夫等人的解释显得很难理解。

可以想象的是，毛泽东这时虽然谈到过“准备后事”的问题，但实际上认为自己距离“后事”还远。因此，他这时最关心的，其实还是中国不要出哥穆尔卡那样的人物。好在，他对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基本上还是信任的。但是，他也提到党内有少数动摇分子，形容他们像刮台风前的蚂蚁一样，鼻子灵得很，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他们就动摇了。不过，他这时提到的这种动摇分子，级别最高也就是“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说他们受了波匈事件的鼓舞，“主张要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毛泽东形容他们是“墙上一蔸草，风吹两边倒。摇过来不是本心，摇过去才是本心。”最厉害的话是下面这么几句：“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