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取这样一种几近病态的野蛮屠杀来对付自己的同志，能够说是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或其他革命目的，在认识上出现偏差而犯的“不自觉”错误吗?能够简单地用斯大林个人品质不好或个人崇拜之类的理由来加以解释吗?甚至单纯用民主发生“退化”也不能说清楚问题。假定苏联党和国家真的曾经有过比资本主义国家略为完善的民主体制，很难想象斯大林能够如此容易地取得独裁者的地位和对自己人大开杀戒。

应该说，毛泽东这时并非真的不了解斯大林问题存在着另一个方面的教训。用毛泽东政治秘书胡乔木当时的说法就是：“苏联揭露出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最暴虐的统治，毛主席日思夜想就想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路子来。”

毛泽东当时曾讲过这样的话：斯大林如此严重地破坏法制，这在英、法、美这些西方国家就不可能发生。美国发展快，其政治制度必有可学习之处。我们反对它，只是反对它的帝国主义。到底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看来还是几个党好。共产党要万岁，民主党派也要万岁。他并且说过：斯大林晚年把封建主义的精神实质带进了共产主义运动，他所推行的那种政治方法是以在党内进行间谍活动为基础的，不仅造成了一系列无端的怀疑与不信任，迫使同志们干出许多卑鄙的和恐怖的行为，而且使人民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然而，他显然赞同苏共中央关于在革命的条件下必须对民主进行某种程度限制的说法。他虽然认识到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存在着值得借鉴的、可能限制斯大林现象滋长的某些长处，却相信自己身上不存在斯大林那样的问题，用不着对自己进行监督和限制。过分的自信，使他对人抱有很大的怀疑和不信任感，更不可能重视那种建立在严密法律制度之下的社会监督机制。他在内部甚至极而言之地讲过，我们现在还处在训政时期，实行的也还是愚民政策、专制主义，这是形势使然。

不知道是因为受到太多传统思维模式的束缚，还是为了共产党的利益不得不尽力维护社会主义的声誉，即使是欧洲国家的共产党，当时也没有人公开指责苏联的“社会主义”太过专制。当然，多数欧洲国家的共产党，包括少数党内分歧较大的东欧执政党。由于斯大林问题的暴露都受到强大的舆论压力，不得不开放民主与自由的话题，甚至开始公开主张社会主义的不同模式。但对于像苏共这样牢牢掌握着统治权的党来说，从自身制度和体制的严重缺陷上来考虑问题，似乎并不被看得特别紧要。就连“退化”这样的字眼儿，莫斯科听起来也极不舒服。

7月初，苏共中央就专门发表声明，坚持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即苏维埃的民主，是当今世界上最充分的民主。不仅今天如此，就是斯大林时代也是如此，否则就不能解释，何以苏联能够在空前短的时间内建立起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实现农业集体化，并且粉碎了世界上最凶恶的德日两大法西斯战争机器。声明坚持认为，绝对不能从制度方面去寻找原因。声明强调，苏维埃被迫对民主做过一些限制，这在资本主义世界包围下是不得已的，它并不能成为产生斯大林残暴行为的一个原因。斯大林的问题，还是因为斯大林的性格太过粗暴，因为有贝利亚这样的坏人控制着国家安全机关。特别是由于存在着严重的个人崇拜，使得反对斯大林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对他的任何反对都会为人民所不理解”。

几方面的意见比较起来：欧洲党认为斯大林问题有民主“退化”的背景；苏共中央是强调个人品质和个人崇拜；毛泽东则认定是好心犯错误，属于认识问题。共产党阵营内部已是各唱各的调了。

毛泽东说：“苏军可以撤出波匈，让它们独立自主嘛

1956年9月下半月，中共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议过程中，除了毛泽东因为米高扬不准备在会上谈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特经验和理论贡献，负气没有出席米高扬致辞的那次会议，并在饭桌上狠狠地把斯大林和苏联党挖苦了一番以外，中共中央没有表现出与苏共中央存在意见分歧。不仅如此，无论是刘少奇的政治报告，还是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都对苏共二十大作了积极的评价，并特别肯定了二十大反对个人神化的“重要功绩”。只不过，邓小平在报告中特别强调说，我们党其实早就反对突出个人和歌功颂德的做法了，并且长期以来就是由集体而不是由个人来决定重大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