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晚上，见到田家英，同我一样，他和胡乔木等人都对毛的有些说法感到突然和费解。家英甚至说，是否头晚安眠药吃多了。这样谈到海瑞，似乎是鼓励人们学海瑞，敢于讲真话，不要今不如昔，连明朝的廷谏之风都赶不上。家英向我谈了乔木的看法：引出海瑞的说法不止这一次，实际上还是要求不要出海瑞。当时我和家英都认为乔木这个看法很深刻，他对毛理解得比较深。(吴晗写的论海瑞的文章，庐山会议后在《人民日报》发表时，胡乔木加了一个尾巴。)

我个人再次受到此种夸奖殊荣，自然也感到一种安慰；但心中却又怀着一种惶恐，即今后这个“秘书”怎样当下去?能否再这样“若即若离”下去呢?同家英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还是比较乐观的。

第二天，赵尔陆(机械工业部部长)找我长谈了一次；主要谈他们部同冶金部的关系。机械产品的周期都比较长，其数量、品种和质量三者都同冶金部提供的原材料分不、开，彼此依赖，互相制约；一年多来，计划的多次改变，重点任务的变化，突击小高炉，突击轧钢机，造成许多半成品，尤其是铁含硫量高，不能使用，等等。他准备将面临的问题，向中央作一次全面报告。1958年6月的华东计划会议，我就接触到机械部的问题，部长助理陈易也跟我谈到同冶金部的矛盾。关于大型电机的制造，主机与配套之间的复杂情况，我多少知道一些。赵所谈的问题与困难，我是很同情的。记得后来庐山会议时，赵还带了一些不能使用的生铁样品，准备．用物证来说明问题，后来会议形势突变，就没有摆出来了。

当时也还有经济方面的领导同志，找我谈同主席接触的经验，我只能根据自己的一点感想这样谈到：还是如实反映情况，不要顾及对方听不听得进去或听后的反应如何，直说比打折扣好。

记得在总理主持的一个小会上，总理对我写信反映情况，很是赞同。于是我趁机动员他去新安江看看。这是除三门峡外，正在施工的大型水电站，完全靠自力更生，由我们自己设计的(三门峡由苏联设计)，72500千瓦一台的发电设备也是国内生产的。4月9日，由我陪同，总理去新安江工地看了半天，留下了这样一句题词：“为我国第一座自己设计和自制设备的大型水力发电站的胜利建设而欢呼?”新安江值得欢呼：施工三年半后的1960年，就开始发电，造价没有超过预算，保证了工程质量，一直安全运行了几十年。水库形成的千岛湖，已成为东南旅游胜地。

自第一次郑州会议以后，经过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到上海会议，以至1959年庐山会议前期，面对现实，纠正错误，形成了对“大跃进”运动的节节退却和渐渐降温，这个趋势是好的。谁能料到风云不测，局势突变，庐山会议后期竟然发生那样巨大的反弹，这股纠“左”早潮被更加“左”倾的狂澜完全淹没。我个人“一跌风波二十年”不足挂齿，党和国家遭到的灾难真是太令人痛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