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几点意见(仍只是几根骨头)，供您参考：

(一)在1958年大跃进过程中，关于1959年计划的安排(也包括第二个五年计划指标的几次调整)，从成都会议到这次上海会议，大体上涨了五、六次，下降了两次：如果划一根曲线，则北戴河为最高点，武昌为转折点，上海为落实点。这是一个冷与热、浪漫与现实、藐视战略困难与重视战术困难的发展过程。从做计划来说，回忆一下这一年来的情况，接受一些轻验教训是必要的，这对于安排明年和今后的计划有很大的好处。中外古今没有过速种大跃进的经验，一年来计划安排的上下过程是不可避免的。但有一点要引起注意，就是今后做计划，应当避免再这样几上几下、大上火下了。对于全国条条块块成万千做计划工作的人来说，这一年中是极为辛苦的，是颇有苦可诉的。由于计划的上下摆动，长期不定，思想不实，对日常工作也有一定的影响。例如今年一月的订贷迟了，影响到一季生产任务完成得不够好；现在二季订贷还在北京难解难分。

在这一年的计划波动过程中，也有个思想问题，就是对一些问惹不敢大胆怀疑，否则会有离开总路线和产生立场问题的担心。

(二)也许经过今年一年的工作，可能基本估计出钢、铁、煤炭、重型设备、发电设备等几种重要工业产品年度跃进的可能限度，可能摸清工业文通内部几个最重要的比例关系。三委(按指国家计要、轻委和建委)和各工业交通部应当有专人来研究这种限度和比例，以利明年和长远计划的安排，以免今后不必要的几上几下和大上火下。

(三)同时还应当很好研究苏联、美、英、德、日等国跃进经验特别是苏联的轻验。去年一年的思想解放运动，确带来某些负作用，对苏联的某种“不足为训”是负作用之一。还是要认真研究人家的轻验，哪些是必须参考的轻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四)以上这些有了进一步的考虑，对于如何才叫做贯彻了总路线，才可能得到比较一致的认识。例如重工业跃进的限度，主要决定于哪些因素?在哪些部门，这些因素又各占怎样的比重?这些重要因素如：头年已经达到的可以充分发挥作用的设备能力，当年基建可以发挥的能力，两条腿的作用，重大技术革命的措施，故足劲的能动性，等等。

(五)主席在成都会议上着重讲过留有余地和事物波浪式前进的问题。这两条去年大家不大多谈了。留有余地和波浪式前进是客观的东西，违反不了的。做计划工作不应当忘记这两条。

(六)三委和各部门现在就应当有人来考虑明年的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轮廓。我们现在是用尽全部精力和全部当前条件来赶今年的任务，其间譬如在基建方面，就同明年和长远计划有一定的矛盾，如何解决好这些矛盾，与安排明年计划有很大关系。尽管还会改多少次， 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轮廓还是早定出为好。

从当时的气候看，信中所讲的一些意见还是比较尖锐的，讲了“冷与热”、“浪漫与现实”、“藐视战略困难与重视战术困难”的关系；讲了订计划要避免“几上几下，大上大下”；讲了工业交通内部的比例，工业跃进的限度；甚至讲了“去年的思想解放运动带来某些负作用”；讲了人民担心离开总路线和产生立场问题而不敢大胆怀疑。可以说，这些话都是直接对着毛的心态而言的。

毛泽东号召大家学海瑞。胡乔木提醒说，实际上还是要求不要出海瑞

在上海会议结束后紧接着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最后一天大会上，毛泽东作了一次长达三个来小时的讲话。毛在讲话中回顾“大跃进”一年多来的历程，提出十六个问题，评古论今，说长道短，涉及到许多党内上层之间的历史纠葛；讲得疾言厉色，很有情绪。其中讲到第十四个问题即他要找几位秘书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