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随项英一起行动的军部侦察排长张益平也回忆说：“刘厚总是军部副官，在1月14日傍晚突围途中，他遇见项英后便跟着项英。此人语言粗暴，太野蛮，排挤项英的警卫员。李志高、谢忠良曾提醒项英，说郑德胜、李德和是跟你多年的警卫员，应将他俩放在你跟前。但项英信任刘厚总，没有采纳李、谢意见。”周子昆的警卫员黄诚的回忆，也讲到项英如何信任刘厚总。他说：“刘厚总平常老是喜欢跟在首长后面吹吹拍拍，有一股国民党阿谀奉承的气味。可是项副军长特别宠爱他，说他办事利落，别人干不了的事他能干。在突围中，到哪里都带着他。不久前在大观山隐蔽时，刘厚总看中了一位排长的新驳壳枪，提出要用自己的旧枪去换，排长不肯，他便告诉项副军长，后来由项副军长出面，叫排长把枪换给他了。”
本来，在濂坑石牛坞村附近隐蔽，把项英、周子昆安排在山上蜜蜂洞，是经过地方党的同志精心推荐后选定的。蜜蜂洞位处接近山顶的悬崖上，三面石壁环抱，地势险要。为“人迹罕到”之地，从对付国民党军队搜查清剿考虑是比较保险的，谁能想到出内奸呢！项英、周子昆被害的具体经过，我同唐锡强曾写过一篇《项英、周子昆烈士被害经过纪实》（发表在《党史研究资料》1981年第3期），一些研究工作者也发表过这方面的文章，尤其是好几位直接知情的新四军老同志的回忆录，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无需再在这里复述。刘厚总开枪打死项英、周子昆（刘当时以为黄诚也被他打死）后，抢走项、周身上的“国币二万四千余元，自来水笔三枝，金表一只，钢表一只，手枪三支，赤金捌两五钱），即仓惶逃窜到泾（县）旌（德）太（平）一带。有些研究工作者据此分析刘厚总杀害项英、周子昆的动机，是谋财害命，当然不无道理。但是，同他长期以来”山大王“思想、报复心理的恶性发展，对党、对组织的极端不满也有关系。
此后，刘厚总的行踪、表现，我们在国民党的档案材料中，就可以了解个大概了。
4月间，国民党旌德县县长李协昆出巡各乡镇，“查获形迹可疑之人一名，当交由玉屏乡公所，饬即解送到府。”刘厚总向国民党旌德县政府供认，“副军长项英率残部四十余人，逃窜至泾县皮岭、延岭间某一石洞中，我亦随同逃窜。于本年废历二月十六日深夜，乘隙将该项英枪杀毙命。”4月28日，旌德县政府派特种工作行动队队长陈思新率领部下押着刘厚总前往蜜蜂洞，搜寻尸证。在该石洞中，“检获已燃未了洋烛小半支，棋子四枚，小梳子一把，并未见有尸骸，亦别无其可疑迹象，足资证实。”“惟该石洞中，实曾有人匿居，尚堪认定。”而刘厚总指引这伙人到达蜜蜂洞，当他们分途搜索之际，乘机潜逃，翻了几座大山，到了太平县隔河里，随身携带的手枪三支，“悉放在隔河里保长处，赤金、钞票、钢表等件，悉被隔河里持枪的人检查拿去。”刘厚总又跑到泾县茂林，向“军政部第十一卫生大队第一担架连”连长王惠九投效，并提出四点要求：“第一点要求，同路去取枪款等件；第二点要求，去看项英的尸身；第三点要求，办理自首手续；第四点要求，为伊登报。”王惠九对他的上述要求，都未能办到，仅着人到隔河里去拿东西，又不同意刘厚总同去。“究竟东西是不是王惠九拿去，不得而知。”后来，刘厚总向国民党太平县政府投诚，国民党“太平县党部”将其移送“安徽省党部执行委员会皖南办事处”，由国民党“安徽省党部执行委员会皖南办事处”移送“安徽省政府皖南行署”核办。1942年7月10日《宣报》副刊《皖南绥声》上刊载刘厚总署名的反动文章《我为什么打死项英周子昆》，极尽咒骂、造谣侮蔑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新四军之能事，无耻地说：“我在皖南各县居留将近一年了。事实告诉我，中央对于被俘军□（官）的宽大优□（待），真使我感激涕零”，“现在是彻底的觉悟了”，“今后愿尽我未完的生命来为国家民族忠诚地服务到底，以赎我过去的罪恶于万一。”好一副摇尾乞怜的奴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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