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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邦元认真地摇摇头，问：“和蒋司令有关系吗？”我点点头。他说：“难怪蒋司令那么敏感，你的北京之行大有名堂。”他问小李知道不知道，我摇头并反问他：“你为什么不想问清楚？”他笑道：“小李都不知道的事，我哪有资格问呢。”他是个有政治经验的聪明人。曾邦元以后很少来玩，偶尔来一次神色也很黯然，他解释说：“你的事背景不小。我来玩某些人很敏感，看来谁都不能接近你，我还是少给你惹麻烦。”我反感道：“是你自己怕惹麻烦吧。”曾邦元忙说：“哪里的事，我怕什么，我又不了解情况，倒是你自己说不清楚啊。”我不禁长叹一口气。他安慰道：“看看，人未老，常叹气，我说你怎么总是一副病恹恹的样子，心头压着大石头就不会舒畅。这件事谁也帮不了你，我看小李不错，要争取，这关系到你一生幸福。”
“原来你早知道是什么事了。”“不、不，我是用脑子分析的，恐怕八九不离十吧？”
自这次谈话以后，曾邦元再也没来过，田姨曾问过他进展如何，他说：“我高攀不上呀。”我得知后也不解释。
不久，小道消息风传小李要转业，果然乐队领导找他谈了话，没有提出任何理由，要他转业。我大感意外，领导别是吃错了药，小李是乐队的业务骨干，运动中也站对了“路线”，更何况我与他的关系，叫他走，我还能安心工作？不怕我闹个天翻地覆？
我安慰了小李，又去找领导谈话。政委三番五次躲避，逼得我只好在路上堵截他，他只好接待了我，明知故问道：“你找我有事？”
“谁决定叫小李转业的？”我劈头就问。他生气道：“把你惯坏了，怎么这样跟我说话！组织决定的事，又不是我个人意见，是党委研究的。”
我顶撞道：“我找过所有领导，他们都说没有参与意见。你是党委书记，就是你决定的，你如果不改变决定，小李走掉我也不干了。”政委语塞又想溜，我拦住说：“还没讲完，别走。”
政委急道：“你想怎么办？”
“让我转业！小李到哪我到哪。”
“胡闹！全团走完了你也不能走。”
“那好，你先批我和小李结婚，申请报告已写好了，不然我坚决不留下，硬留下我，也不参加任何工作。”
政委急道：“我可警告你不许乱来！你和小李趁着运动没人管私自谈恋爱，经过谁的同意？！组织根本不承认你们的关系，还想结婚，还有组织观念没有？！”
我羞愤地辩道：“我们恋爱正大光明！又没超越界线，运动中哪个不谈恋爱？为什么不管别人偏管我！反正我要结婚，你不批不行。”政委气得直嚷嚷：“胡闹！胡闹！简直胡闹！”
过路演员好奇的目光投向我和政委。政委劝我先回去，以后再谈，不要弄得影响不好。
我偏不，缠住他立等答复，这是解决我和小李困境的唯一办法。政委看着我长大的，素知我脾气，无奈地摇摇头叹口气说：“本来不该跟你说，你是聪明人，该明白原因。我夹在中间很为难啊。实话对你说，小李转业不是我决定的，是上面的命令，我不能不执行。胡主任要我做你思想工作，我说难办，你这个孩子不好说话。你知道的事比我多，不用我解释，上面指名要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别让我为难，只要你以后跟小李断绝关系，我向上面说说情争取让小李留下不走，我帮忙只能到此为止。如果你做不到，我可不保证小李今后会怎么样。结婚的事想也别想，闹出后果，我们保不了你，你千万不能对小李说什么，他那个脾气，年轻人没经验，政治问题不能感情用事，别害了他，明白不？”
政委见我萎缩得失了锐气，开导道：“你也要检讨自己的资产阶级恋爱观，英俊漂亮管什么用？无产阶级司令部注重培养你，你可不能辜负了上面的期望。我把话说明了，再任性下去不听话，政治问题不留情面，那时我们想保你也保不成了。”
我不知道政委什么时候离开我，天越来越黑，浑身冰凉，抑郁的情绪挤压得胸口发痛，喘不上气，真想朝天放声大骂吐泄心头浊气。但这口气无法吐出来。静静地回到宿舍，趴在桌上哭起来。
我不敢到小李宿舍去，虽然我知道他正焦急地等我的消息，我需要时间先说服自己，很难很痛苦的。
但是再难的事总要走出第一步，我不知怎么跟小李说，但我不能不去见他。我告诉他，领导对我们年纪轻就谈恋爱有意见，如果断绝关系他就可以保留军籍。小李不相信我的话，他用“我们可以不结婚，为什么要断绝关系”一句话就把我堵得没了话，他捧起我的脸，发现我哭过，马上警觉出问题不像我说的那么简单，追问我去北京到底遇上了什么事。我的沉默激发了他的判断：“你一定是牺牲自己来保护我。我不要，张宁，你给我听着，我宁愿不要这身军装也不跟你断绝关系，我什么也不要，我只要你，反正我本来就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我看透了，还有讲理的地方吗？”
他的话像锤子一样一句一句敲砸在我心上，他不知道面对的是何种势力，从林立果初次见我到此时，这么长时间他不会不知道我有一个男朋友，这次叫小李转业已是公开挑战，放我之后再要我已是下了最后决心，在强权面前，我和小李只是山林中的一对小羊，而林立果是只虎。
我不想做任何解释，以我俩的能力根本没办法解脱，除非玉石俱焚，但就是死也不清不白，心有不甘，理智上明白这条路不可行。
与小李同宿舍的战友吃完晚饭陆陆续续回来了，不能再在宿舍里让人家看着我们的苦样子，我俩携手走出大院，来到梅花山。寒风吹透我们的心，小李紧紧拥住我，久久不说话，双方精神上都沮丧之极：“组织上不讲道理，我们还服从什么！他不批，我们自己决定，豁出去不穿这套军装。”小李激动愤慨地说。
我没有回应。就我思想上说，根本没想到反对领袖，只是对这一生活问题极端想不通，多少次在心中自问，革命一定要长得漂亮？我不愿小李因我遭到灭顶之灾，那样他不但得不到我，他将比穷光蛋的处境更惨。小李因我久久沉默不表态而猜疑痛苦，他捶打松树，枯败的松针哗哗落在地上。小李对我的沉默很伤心，他虽然重感情却也不糊涂，我执意不回答北京之行内幕，他已猜到我思路的基本走向，回去的路上我俩再无话可说。
后几天我们仍然天天在一起，不同的是只要我俩呆在一起不出半小时，就会有领导找借口出现在面前把我们支开。过不了几天，小李被派出去搞外调工作，接下去是不断地派小李出差外调，领导也找他谈话，许愿发展他入党，转业的事再也不提。我俩就这样心照不宣地分了手，小李体重骤降，面黄肌瘦，他遭受的精神打击深重，人们纷纷议论我们分手的原因。有些人幸灾乐祸地讥讽小李，我看在眼里，听在耳里，内心麻木冰冷。这是我自己选择的路，痛苦而无处申辩。林立果排除小李以后，又听说许夫人插手我婚恋问题，既生气又紧张。有关方面采取措施不露痕迹地将我调派到野战部队体验生活，不久又随团迁移至南京郊区驻军营区开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在这段时期严密防范外界异性接触我。
有些不了解内情的男子接触我稍多些就被领导叫去谈话，有一个话剧团男演员被领导叫去“谈思想”，得到警告是“你的党票还想不想要”，这个男演员百思不解，他问领导：“听说张宁运动中表现不错，怎么，她政治上也有问题？”领导答复他：“她身上的事可不是一般政治问题，连我们都不敢沾边，有专人管，少接触为妙。”我名义上是清查专案组里的骨干，实际上受特殊渠道内控，为防止接触面多，将我分配到小专案组里，只有四位工作人员，连我三名女性，仅有的一位男性是另一女工作人员的丈夫。作息制度和活动范围很严，不得独自外出，更不许回南京。
叶群的迂回战术终于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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