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团每个成员都个性鲜明，对中国人民非常友好

在陪同美国进步大学生代表团的过程中，我们通过中联部和上海外事组的翻译同志，跟他们交上了朋友，他们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团长歇莱尔·希尔，是个高大的黑人姑娘，名为团长，但没有团长的威风。虽然她在参观时经常说:“我代表美国进步学生代表团……”可是每个代表团成员在发言中也总要说:“我代表美国进步学生代表团……”给人的感觉这个团里个个是团长。她在沪参观时，显得比较冷静，可以用“勤看、勤记、勤问”来归纳她的行为。她也有稍稍激动的时候，在造船厂参观时，厂里的造反派代表介绍了他们在“文革”中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斗争的过程后，她激动地站起来说:“我们作为革命者，看到了路线的重要性，看到了自力更生的重要性。我们回去后，也要用你们的精神搞革命，打倒美帝国主义。”她还说:“希望我们今天参观过的轮船，能够开到美国的西海岸。”她的话音一落，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在听完上海市革委会介绍了上海“文革”的情况后，她又一次激动发言:“我们不但听到了上海文化大革命斗争经验，也听到其它方面革命的经验。回国后，我们要通过你们的对外友协，与你们通讯联系，使你们也了解美国人民斗争的情况。我们希望我们回国后，（所作所为）能反映出我们是在中国，在上海学习过的。”

副团长杰里·董，当年24岁，是1959年从上海到美国的。他长得很秀气，五官端正，纯书生一个，通过与他交谈，发现他读了不少毛主席的书。中联部的同志告诉我，董其昌曾因参加反战活动，入狱8个月。他在这个松散的代表团里，说话比那个黑人女团长灵得多，权威性大得多。大概是他不仅有组织能力，又会说流利的两国语言。董很热情，不仅跟我交上了朋友，还帮我当“翻译”，我们当时聊了很多，我那时对外面世界完全是个“井中之蛙”，不停地向他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讲什么“解放全人类”之类。而他跟我讲的多是反战学生运动，声势十分浩大。元月一日下午我们到上海农村的“样板”徐行公社参观，一下汽车，看到的是绿色的田野，精巧的水泥白墙青瓦农舍，小船在田中的小河里摇过，他站在一座石板桥上，长长地赞叹了一句:“什么是天堂，这里就是天堂。没有公害，在宁静的原野里，安居乐业，是多么幸福。”他完全被田野风光陶醉了。

19岁的希拉芙·甘曼，是位参加学运多年的“老革命”了。她是著名的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的学生，学动物学专业，是加州“红色支队”成员。在迎新年那个晚上，他们集体表演“反战”游行时，她是最会闹的一个。她也是最早主动向我了解情况的美国朋友之一。12月31日上午，我们陪美国朋友参观上海机床厂，车上就通过翻译聊开了。在徐行公社参观时，她通过董其昌跟我讲了她家里的情况，说她父亲是职业革命者，在麦卡锡时代沉默了一阵，后来又到铁路上参加了工人运动，很有威望。过了几年，被资产阶级收买了，当了福利救济事业的官员，很有钱，不久，就跟她妈妈离了婚。她母亲身体不好，只好靠社会救济过日子。甘曼一直跟着母亲过，边工作边读书，由于参加学生运动，她多次被老板开除。她是来中国之前才找到工作，赚了钱交上了学费，加州大学的学费比较高。在整个代表团中，她可能是最穷的一个。

21岁的学历史的大学生艾琳·克莱尔是俄罗斯人的后裔，长得很漂亮，走起路来很有劲。有天中午，她和几位身体健壮的美国男学生一起在锦江饭店的篮球场打起篮球来，她在男子汉中间穿来穿去，灵巧极了。她的思绪非常快，爱发表意见。她对美国国内形势的看法是:“反战运动很活跃，但没有马列主义政党的领导，就像中国的五四时期一样，很混乱，甚至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了领导权。他们指责学生说，尼克松不正在越南撤军吗？在越南不就只剩下了十几万人了，你们还要尼克松干什么？”她对中国的情况也问得很细。在徐行公社参观时，她在公社社员（农民）家里问:“自留地和公社的土地，哪个产量高？”她几次问我在学校学习历史的情况，我说在学校还学习了美国历史，她问我学了革命史没有，我说学了美国独立战争后的谢斯农民起义，她大声反驳说那不是农民起义，而是农场主的起义。

27岁的鲁道夫·昆努奈斯，留着浓黑的八字胡，是个墨西哥人，路易斯安娜州立大学的学生。他是个热情奔放的人，很愿意跟我交谈。他问我去过延安没有？我说没有去过，他自豪地说:“我们去了。”通过接触，感到他的民族情绪比较强烈，他几次说:“我们墨西哥历史文化比美国强，但民族文化一直受到压抑，我们在美国专讲西班牙语，抗议美国的种族歧视。”他跟白人大学生约瑟夫·德雷斯纳很合不来，总是争论，有次在参观中，不知为什么两人又辩论起来，他通过翻译对我说:“有的白人，尽管他们也很穷，但总是有那么种优越感，还想压迫别人。帮助他们改变观点是要花很多时间的。”鲁道夫自命为“穷人”，那么他“穷”到什么程度？他一介绍情况，把一直认为美国有色人种生活在“水深火热”的我，吓了一大跳，他家不仅有房子汽车，还养了几条大狗。他说:“我们这次来北京前，把狗专门送到了保管狗的地方，就像你们中国的托儿所一样的地方，养了起来。”鲁道夫最崇拜的人有两个，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位是格瓦拉。

回想起来，美国进步大学生代表团中，真正观点“左”得吓人的只有一个。这个人就是20岁的约瑟夫·德雷斯纳，也就是总爱跟鲁道夫争论的白人大学生。当时中国的对外政策已没有“文革”初期那么“左”了，在北京时，中联部部长耿飚向他们介绍了我国的外交政策后，约瑟夫听了很不满意，他说:“没想到中国的政策竟是这样（不革命）。”不过，这位又高又胖，戴着一副阔边大眼镜的他，对中国还是很友好的。中国代表团去联合国的时候，他是自发到机场欢迎的群众之一，还拍摄了电影纪录片。他把胶片都带来了，想送给我国，但我国偏偏没有放那种胶片的电影机，把胶片还给了他，弄得他满脸不高兴。他在上海期间很少说话，只是拿着摄影机不停地拍摄。可遇到他感兴趣的事，他则问个不停，例如听了上海“文革”情况介绍后，他连续问了好几个问题:“解放军起了什么作用？”“怎么样击败极‘左’思潮？”在参观党的“一大”旧址后的座谈会上，他激动地站起来说:“我们美国也正在准备建党，要在几年内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尽管我们不会机械地照搬中国的经验，但基本方法、原则，我们必须做到。”

1972年元月3日上午，我们到上海虹桥机场为美国进步学生代表团送行，他们下一站是广州，那时中美还没有直达航线，他们要经过香港回美国。我们把他们送到一架苏制安－24飞机旁，这架飞机可以说是他们的包机，没有别的乘客。他们在登机前和我们热烈握手，大家都恋恋不舍，特别是那位墨西哥人鲁道夫，临上飞机前把我紧紧拥抱，用他那长着粗粗胡子的嘴，在我面颊上深深地吻了一下。我们一直看着飞机起飞，飞向天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