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当时看成穿“奇装异服”的美国大学生中，“围观率”最高的不是那对印第安人夫妻，而是日本裔的小伙子埃德蒙·小知山。这个只有16岁多的小知山，留了一个披肩发，头发披到了背上，让上海人感到瞠目。中联部的同志讲，小知山来到中国后，在北京有关部门也引起了议论:“这么一个颓废派，怎么作为革命者被请到北京？”这个议论很快传到了周恩来总理耳朵里，所以总理在接见他们时，专门指着小知山说:有的年轻人为什么留长头发？是不满社会，是抗议的一种形式嘛。你说对吗？小知山（大意）。小知山连连点点头。这位小知山，个子又瘦又高，戴着一副太阳墨镜，与其他美国大学生那热情奔放相比，他显得很冷淡，每天见了面，微微点点头，几乎不说话；参观时也显得漫不经心。

美国大学生在上海期间，除了31日晚是迎新联欢外，天天晚上有节目。12月30日晚上看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元旦晚上看芭蕾舞《白毛女》，2月2日晚上看上海杂技团的杂技，每次的座位都是前几排。美国学生对《智取威虎山》都比较感兴趣，华裔的董其昌更是兴致勃勃，他用流利的普通话对我说:“这个戏真好，特别是武术（指的武打动作）好看。”他还告诉我，在他们来中国之前，《红色娘子军》在纽约演出了一场，当地华人都挤着去看，一张椅子挤上了好几个人，个个挤得浑身流汗。看《白毛女》时，在杨白劳被迫害致死时，有的女学生边看边用手帕擦眼泪；当演到王大春和喜儿抓到黄世仁的时候，他们都热烈鼓掌。至于杂技节目，美国学生更是一次又一次地鼓掌。

美国大学生都对林彪的事情比较好奇。有一次，一位女学生在车上与我聊天，突然话题一转问我:“你们的林彪副主席现在身体健康吗？”翻译忍不住笑了，边笑边跟我说:“其实，她们都知道了林彪的事，你笑一笑就没事了。”我便按翻译说的笑了笑，那位美国女大学生跟着抿着嘴笑了起来。对于林彪这个敏感问题，除这次外，美国朋友还涉及过一次，那是在上海外滩的一个大批判专栏前，有位女大学生问我:“这个大字报写的是什么内容？”我通过翻译介绍是批判“天才史观”。她马上很敏感地提出:“大字报是个好形式，你们批判天才史观，是不是有阶级斗争新动向？”她已明显地问到了批判林彪这件事上，我又只得笑了笑，她也再没有问下去。其实这种图文并茂的大批判专栏并不是大字报。后来，我发现他们虽说在美国就知道中国有“大字报”，但“大字报”具体是个什么东西，他们弄不清。他们在居民新村参观时，看到一些电线杆子上和墙上贴了一些“换房”之类小纸条，忙去问翻译:“这些大字报写的什么内容？”翻译向他们作了解释，他们感到很奇怪:“那为什么不去登广告？”他们哪里知道，中国那个时候已经取消了广告。

在参观的过程中，美国朋友绝大多数看得很认真。在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万吨轮“风云”号上，他们爬上爬下，热情很高。看到船长的休息室只是比其他船员的休息室多了一张办公桌，面积稍大一些，引起了他们大加赞扬，有的显得很激动，认为这体现了“共产主义”。但他们发现了船上竟有四处英文差错，“船长休息室”这块挂在门前的铜牌上的英文字母就有错字，弄得上海外事办的同志很不好意思。

根据外事组的要求，我多次向美国朋友了解周恩来总理关心的“公害”情况，他们当时介绍很多污染的情况，现在都在我们国家重复。我记得他们说“公害”严重的地方，空气使人心里憋得难受；洛杉矶有的地区污染到了不敢让小孩子上街，鸡蛋不能吃的地步。他们正说着，车过苏州河，一股刺鼻的气味冲进车内，美国朋友们或用手捂鼻子，或用手作扇状，有的说:“这就是公害”。我不好意思地说:“我想，我们国家会治理好的。”他们有的说:“相信会治理好的。”

美国这些进步大学生，对中国充满好奇，尤其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化大革命”经历和中国的现状充满好奇。他们参观时提出很多问题，在我的记录本上，记下了当年他们的提问。在党的“一大”旧址参观时，他们的问题是:“两个第三国际代表，在‘一大’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一大’代表的阶级成份是什么？五四运动与党小组有没有关系？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否认为在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应由资产阶级来领导革命？在党的早期，有些大学生参加了党，他们怎么样与工人联系的？党成立初期，工农基础怎么样？（革命）是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还是（工农）要求并不迫切……”

在船厂参观，他们的问题问得更多:“文化革命前的机构是什么样的？女工有多少？文化革命前党员有多少，现在有多少？船厂是否有医院、托儿所？每个工人的工资有多少？对残疾人怎么安排工作？到这儿来参加劳动的大学生多不多，文革前多不多？军代表的任务是什么？对工人的政治学习怎么抓的，采用什么形式，具体学习什么文章？船长、大副参不参加劳动？生产定额是不是要交群众讨论？工人有没有自己的组织，有没有工会，他们怎么样活动？”在他们与工厂代表座谈的时候，工厂的高音喇叭响起了军号声，那个时候全国很多地方搞军事化管理，所以我们中国人听起来习以为常，但美国朋友很敏感，马上问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工厂里响起军号声？

在听完上海市革委会代表介绍“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后，美国大学生们提问题显得特别热烈。他们的问题有:“中央怎么样与刘少奇之流作斗争？五七干校是怎么开始的，它的作用，及怎样开展活动？中国军队是怎么样得到巩固的，为什么能在紧急关头支持文化大革命？‘文革’对于国际的影响是什么？上海人民公社与上海市革委会有什么区别，怎么区别，为什么要改名字？上海的解放军发挥了什么作用？怎么样击败极‘左’思潮？上海原有的工会组织现在怎么样了，走资派是不同于国民党的资产阶级，他们是新生的资产阶级，他们原来是无产阶级的代表，怎么样堕落为资产阶级的代表？在文化大革命中，妇联的作用怎么样？怎么样把反帝与反修结合起来……”

在陪同美国进步学生代表团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谁都没说过“暴力革命”、“武装斗争”这些中国革命中很强调的字眼，而当时我们国家又很强调这些内容，甚至于把是否承认“暴力革命”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作为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水岭。受当时理论影响的我，不由地问中联部的一位老同志:“他们（美国朋友）为什么不提搞武装斗争？”那位老同志说，周恩来总理内部说过，高度现代化的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方法和经济不发达国家可能不一样。在党与党的关系上，也不要强加于人，各国革命者都可以根据本国的国情，选择自己的道路。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