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考府于雍正元年(1723)正月设立，主持事务的都是雍正最亲近、信任的大臣，包括他的弟弟、怡亲王永祥，舅舅、吏部尚书隆科多，大学士白潢，都察院左都御史朱轼。下面的办事人员，包括满汉郎中、员外郎各二名，主事各三名，笔帖式十名，还有一些书吏，由此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专门办理审计的衙门。凡是财政收支审计方面的重大事务，报到中央部门后如果要驳回的一定要送会考府审计，由会考府审查其是否符合规定，是准予通过，或是驳回。这样在理论上就不需要支付“部费”了。不过，会考府人员有限，它显然不可能对所有的财政收支项目都进行审计。更重要的是，会考府人员也是普通人，他们难道就不会贪污、不会索取不叫“部费”的“部费”吗？(关于会考府，雍正元年正月十四日、二月二十五日及二年十月二十三日上谕分见《清世宗实录》卷三、卷四、卷二十五)

在会考府成立之初，就有一个叫崔致远的中央官员对此表示了忧虑。他说，假如害怕中央部门的官员对国家法规、政策阳奉阴违而不能完全信任，那么怎么知道新设的会考府官员就都诚实可信？弄得不好的话，怕是为了革除弊病而新设一个衙门，最终却因新衙门的设立而弊病更多。

从雍正发布的上谕及会考府最终被取消的情况来看，崔致远的说法恐怕是不幸而言中了。雍正在上谕中说，各省大臣题奏事件，都经过我亲自批览，然后交给中央部门核查处理，而回复都是经我个人决定，为什么各省大臣对自己的题奏事件还那么不自信，甘愿受中央部门书吏的欺骗，对此我实在不能理解；另外，会考府是我新设立的特别为稽查中央部门弊病的机构，会考府的大臣们，我可以保证绝对没有索要手续费(“使费”)的道理，现在听说有一二个畏懦不明事理的大臣，另加一倍费用，这真是岂有此理；以后这类事件永远严行禁止，如果地方官员仍然派人来京料理“部费”，那么一经查出，送的、收的都一起治罪。从雍正二年十月二十三日的这道上谕来看，地方上不仅没有因为中央三令五申禁止“部费”而真的不再送“部费”了，相反，现在多了一个会考府，“部费”也就得准备两份，一份给相关主管中央部门，一份给会考府。恐怕正是这个原因，雍正意识到会考府虽然“有益于察核”，但衙门设立一久，一切都浮于形式，“多一衙门即多一事端”，所以在雍正三年九月裁撤了这个存在三年的机构。(《清朝文献通考？国用考三》)

官穷吏富

既然“部费”无法革除，而其享用者又主要是书吏，这就形成了在京城吏比官富，在居住上形成“东富西贵”的特殊现象。

官穷吏富，清人陈恒庆的《谏书稀庵笔记》所记载的一个工部官员和工部书吏争妓女的故事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故事说，北京有个叫红玉的歌妓，不仅长得漂亮，而且歌也唱得好，说话还挺幽默，所以名噪一时，工部的官员常常到这个歌妓家里聚会。后来，这个歌妓却被工部书吏王维寅花二千两银子买去作妾，这让工部的一班官员大失所望。工部官员们跑来和作者商量说:“王维寅只是一个书吏，是我们的手下，现在夺走了我们喜爱的东西，实在可恨。你有没有办法让我们和红玉见一面？”作者说:“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有个人夜里做了一个梦，梦到司马相如来拜访，第二天得到一方刻有‘司马相如’的汉代印石，这个人珍惜秘藏，从不拿出来给人看。他的一个上司向他要印看，有看了不还的意思。这个人就对上司说:‘我生平有两样东西是不能和人共享的，一是老婆，一是这块印。’如果王书吏用这样的话来回答我，那该怎么办？所以啊，你们只能单相思了。”一年后，听说红玉生了双胞胎。作者再和那班工部官员开玩笑说:“你们的相思病好了没有？”那班工部官员都说好了。

在这个故事里，工部的官员只能到歌妓家里喝喝花酒，搞搞“三陪”，工部的书吏却可以拿出二千两银子把歌妓买回家去作妾，独享专用，害得工部官员们害相思病，连忘梅止渴都没办法，由此可见书吏确实比他们的上司有钱。

书吏有钱，而京官却很穷，偏偏京官又是书吏们的顶头上司，这让京官们颇为愤懑。比如晚清在户部任职的名士李慈铭，曾经愤愤不平地说，有个姓杜的朋友给一个姓顾的书吏当家庭教师，每个月的报酬是十两银子，一般的王公家庭请家庭教师最多不过是四五两，而中央衙门书吏请家庭教师竟然常常多达数十两，京官穷得活不下去，而书吏们却“积资巨亿，衣食享用，拟于王侯”。(《越缦堂日记补》庚集，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初三日记)李慈铭自己是一个靠借债过日子的穷京官，地位比他低的书吏却过着富比王侯的生活，这让他很气不顺。

灰色收入

书吏们很有钱，他们到底有多少钱？按照晚清冯桂芬的说法，由于他们作事隐秘，别人是无法知道的。冯桂芬说自己曾经和一个绍兴人做过一个估计，吏部四个司的书吏每年大概能得到三百万两银子的好处费，加上兵部、户部、工部，四部书吏每年所得应该不少于一千万两银子。外省衙门人数更多，贪污得也多，当然更不止一千万。从银子的来源看，其中十分之三来自国家财政，十分之七是民脂民膏。(《校邠庐抗议？易吏胥议》)

按照冯桂芬的估计，在他生活的道光、咸丰年代，全国的书吏每年得到的灰色收入超过了2000万两银子，而当时全国的财政收入不过是4000多万两，这意味着，书吏灰色收入的总额高达国家财政的一半。其来源按三七开算，属于国库的有三成，占到了600万两，其他从老百姓身上搜刮到的财富多达1400余万两，如果以4000万两的国家财政收入作为比较对象，那就意味着在收税时要多收35%。冯桂芬的估算有没有道理呢？我们可以从另外的角度做一个估计，同时看看书吏们到底享有多少好处，这些好处是如何分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