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 梁元帝是典型的双重人格，在他勤奋好学、富于创造、刻意追求的另一面是极端的虚伪、残忍、优柔寡断、贪生怕死，学术上的认知从来没有成为他的实践。例如他 著有《孝德传》、《忠臣传》，自然是为了阐述、宣扬孝和忠，但自己的行为却既不孝也不忠。在侯景围攻建康，他的父亲梁武帝危在旦夕时，他却以“俟四方援兵 ”为借口，在上游拥兵自重，甚至杀了劝阻他退兵的下属萧贲。在建康陷落后，他忙于骨肉残杀，乘机逼死了亲生儿子萧方等，杀了侄子萧誉，赶走了侄子萧其弟武 陵王萧纪发兵东下后，他不仅让方士画了萧纪的像，亲自在上面打钉子，咒他早死，还请西魏出兵，让西魏占了蜀地。萧纪兵败时，他又密令部将樊猛不许将萧纪活 捉回来。萧纪的两个儿子被他关着绝食，以致自己咬臂上的肉吃，十三天后才死去。王伟是侯景的头号帮凶，从发动叛乱起的一切行动几乎都出于他的策划。但此人 才思敏捷，诗做得很好，被押到江陵后，在狱中写了一首五十韵的长诗献给梁元帝。梁元帝爱他的文才，准备赦免。忌妒王伟的人得知后，对梁元帝说：“以前王伟 写的檄文也很好呀。”他找来一看，原来上面写道：“项羽重瞳，尚有乌江之败；湘东一目，宁为赤县所归！”（项羽的眼睛有两层眼珠，还会有乌江之败；湘东王 只有一只眼睛，难道天下会归他吗？）他勃然大怒，将王伟的舌头钉在柱上，开膛剖肚，一刀刀碎割而死。王伟的罪行早够死刑，元帝因爱才而不杀；但一旦得知他 曾挖苦自己，就如此残酷地杀死；究竟还有什么是非好恶的标准？

可 是我们不能因为梁元帝的为人而否定他符合人文精神的那些行为，就像不能因为一个人的人品不好就否定他的书法艺术一样。书法的评价标准只能是书法本身，所谓 “字如其人”实际上大多是对既成事实的承认，我看是靠不住的。董其昌是个劣绅，谁能从他写的字里看出来？汪精卫当汉奸后写的字，究竟与早年革命时写的字有 什么两样？但对书法家的评价就不能只用书法的标准，还要包括他的为人和作用。显然，对梁元帝一类历史人物，人文精神不能成为唯一的评价标准，而只能用之于 其某一个侧面。

如 果梁元帝不是一位皇子和皇帝，而是一介布衣，那么他的凶残险恶的一面可能就不会得到充分表现，或者不会留下具体的记载，我们今天看到的可能只是他的诗文和 好学不倦的故事，他就是一位著名诗人和优秀学者。不幸的是，历史给了他皇帝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他是否愿意，都只能用皇帝的标准来衡量了。

中 国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皇帝，像李后主、宋徽宗、明武宗、明熹宗，他们本来应该是杰出的诗人、书法家、画家，优秀的运动员、工匠。还有的皇帝，如梁元帝的父 亲梁武帝萧衍、明朝的崇祯皇帝朱由检，可以成为某一方面的典范，如个人生活朴素、工作勤奋等等。还有像晋惠帝和南朝的一些少年皇帝，不过是低能或幼稚，如 果是普通人倒是值得同情的，或者不过是可笑而已。这些人都具有符合人文精神的某一方面的特点，但不幸他们当了皇帝，因此只能成为昏君、暴君、亡国之君。所 以，对于皇帝或者对社会负有特别责任的政治家来说，抽象的人文精神并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更主要的是他们的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贡献。

有人在评价某些伟人时，往往有意无意地强调他的个人品德，突出他的人情味，或者更时髦一些，用人文精神来加以衡量，我以为不是正确的态度和方法，至少是相当片面的。

这最后一点可能已经超出了纪念江陵焚书事件的范围，但大概受到了关于人文精神讨论的缘故，的确是我同时想到的，所以还是写了下来，作为本文的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