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 始皇的焚书和梁元帝的焚书是公开的，另一种形式的“焚书”却是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不动声色地进行着。实际上每一次大规模的收书征书，都随之以大规模的抄 写、整理和编纂，都得按皇帝的旨意和当时的主体意识进行加工、篡改以至销毁。唐初编纂《隋书·经籍志》时采取的原则就是：“其旧录所取，文义浅俗，无益教 理者，并删去之。其旧录所遗，辞义可采，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挹其风流体制，削其浮杂鄙俚，离其疏远，合其近密。” 可以肯定，有不少“文义浅俗，无益教理”，或“浮杂鄙俚”的书籍或内容已被删削，或被销毁了。皇帝一次次“稽古右文”的盛举，同时也是思想文化的一次次清 剿。《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的征集规模和收录范围都大大超过了前代，但在此期间禁毁、删削、篡改的书籍数量也是空前的。

书 籍如此，其他艺术品也是如此。唐太宗酷爱王羲之书法，不惜采取卑劣手段从其后人处骗取《兰亭序》真迹，最后还将它作为陪葬品带进了陵墓。一些爱好书画的帝 王在一件件国宝上任意盖印、题词，要不是皇帝被推翻，这些稀世珍品就一直是他们的私产。要是多几位唐太宗，被带进坟墓的书法真迹还会更多；要是多几位乾隆 皇帝，名画必定会变成御玺的印谱。而每次战乱或改朝换代，少不了皇宫的焚烧或战利品的掳掠，又有多少艺术珍品随之遭殃？

而 且要是皇帝没有什么文化倒还好办，懂行了、太高明了麻烦就更多。皇帝的欣赏习惯、评价标准以至个人好恶，无疑就是学术、文化、艺术的鉴定准则，成为不可违 抗的法律。一个流派、一种思想、一类风格或一部著作会因此而兴旺发达，而另一些却会就此消失。即使是为了满足皇帝的虚荣心，也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乾隆皇帝 最爱卖弄小聪明，以能亲自发现臣下的错处为乐，《四库全书》抄成后他要亲自校阅，而最大的乐趣莫过于找到错字，以显示自己的天纵圣明。总裁官纪昀深通邀宠 之道，让抄手们故意留下一些错字。可惜《四库全书》卷帙过于浩繁，乾隆皇帝看了一些后就不再有兴趣了，但那些故意写成的错字却再也无人改正了。

相 反，散处民间的书籍和艺术品虽然免不了虫鼠水火之害，难免不毁于战乱，却不会有这一类灾难。所以秦始皇焚书毁不尽天下的书，图书在一次次浩劫后会有幸存 者，清朝列入禁毁书目的一些书现在还能见到，主要还是靠民间的收藏。中国古代的地图制作相当发达，但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一幅西汉初年的古地图之前，除了 有几块十一世纪刻成的石刻地图外，竟没有明代以前的地图原本传世。主要原因倒不在于地图描绘的困难，而是由于地图一向是皇家与官方的秘藏，又是行政权力的 象征，私人收藏地图就有谋反之嫌，而官方的地图又一次次成为改朝换代的牺牲品。

旧 时代的文人学者在对江陵焚书痛惜之余，自然不会谴责梁元帝为罪犯，因为他们从皇权观念出发，是无法否认皇帝有这样的处置权的。封建专制制度造成了这样的悲 剧，但悲剧并没有随着封建制度的覆灭而成为过去。本应属于全体公民所有的文化遗产实际为个别特权人物所占有的现象，在辛亥革命后还是屡见不鲜。直到文化革 命中，江青、康生之流还能拥有大批珍贵文物。无独有偶，不久前台湾园山饭店中也发现了一批本应保存在“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至于政治权力或个人应该控制、 干预学术、文化、艺术，则至今仍然是某些政治家的信条，就不必多说了。因此我希望文化遗产永远属于人民，学术、文化、艺术真正保持独立，才能避免大大小 小、形形式式的江陵焚书事件重演。

写 到这里，我联想到了近来学人们不时在讨论的人文精神问题。老实说，我到现在还不很明白人文精神的确切含义，特别是在中国应如何诠释。但我相信，对学术、文 化、艺术的追求应该是人文精神的内容之一。从这一意义上说，梁元帝身上是有那么一点人文精神的。他对文学和学术的追求以及取得的成果，丰富了中国的文化， 至今还值得我们研究和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