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推荐过康有为等维新党人,但是,翁同龢的维新理念、学术观点和康有为等始终存有差距。1898年2月,光绪皇帝向翁同索阅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翁的回答不合光绪皇帝的心意,很受光绪皇帝“诘难”。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早就被翁视为“说经家一野狐”,及至翁读到康的《孔子改制考》,更有意拉开和康的距离。5月26日(四月初七),光绪皇帝命翁同龢传谕康有为,命其将此前进呈的书籍再抄一份,但翁同龢居然回答“与康不往来”。这自然引起光绪皇帝的惊讶,追问缘故,翁答:“此人居心叵测。”第二天,光绪皇帝再次索要康书,翁同龢回答如前。两个人都很执拗,在光绪皇帝“发怒诘责”的情况下,翁同龢将此事推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但光绪皇帝仍然寸步不让,要翁亲自传知张荫桓,不料翁仍然拒绝,反问皇帝:“张某日日进见,何不面谕?”光绪皇帝贵为天子,何能忍受翁同龢的这种执拗和抢白!

翁同龢顶撞光绪皇帝的事件非仅上述数例,也非仅一时。1898年2月胶州湾事件发生后,光绪皇帝命翁同龢前往德国驻华公使馆谈判,但翁始终坚拒。第一次,翁称:“此举无益”;第二次,翁称:“未敢奉诏”。当时,翁为抗辩讲了许多话,其固执态度使在场的人都感到惊讶。翁在日记中自云:“同人讶余之憨。”又过了几天,皇帝再次催促,翁仍然“顿首力辞”。在场的恭亲王奕?不以翁的态度为然,但也拿翁没有办法,只好改派李鸿章和张荫桓前往。对此类事件,光绪皇帝都容忍了。

光绪皇帝不可能事事忍耐。颁布《明定国是诏》后,光绪皇帝急于任用新人,迅速推行变法,却一再受到翁同龢的阻挠和反对,这样,尽管翁同龢与光绪之间有多年的“师生之谊”,甚至有过“情同父子”的经历,然而在翁同龢一次又一次地顶撞之后,他已被光绪皇帝视为维新变法的障碍,其被“开缺”的命运就是必然的了。“开缺”上谕写道:“协办大学士翁同龢近来办事多不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研究该上谕,可知将翁同龢“开缺”理由有二:一是“近来办事多不允协”,其内容当即上述举借内外债及处理胶州湾事件,但是,前文已述,光绪皇

帝对有关弹劾并不十分重视,写在这里,不过是顺手牵来的一条理有学者可能认为,上述各事,均出于翁同龢日记所载,戊戌政变后,翁为了避祸,曾对日记做了修改,因此不能完全相信。不错,翁在政变后确实修改过日记,但仅限于少数几处,今人已做过考证。参见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翁文恭公日记稿本与刊本之比较———兼论翁同龢对日记的删改》,《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更重要的是,翁去世的时候,光绪皇帝还健在,翁不会也决不敢修改日记中和光绪皇帝有关的部分。这是因为,第一,翁忠于光绪;第二,修改如有不实,将是欺君大罪。由,而其真正原因则显然是,“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其所指,当即上述翁同龢与光绪皇帝的一系列冲突。这些冲突都发生于君臣“召对”之间,光绪皇帝如冬日饮冰,点滴在心,而慈禧太后则不会很清楚。即此一点,亦可以证明,“开缺”上谕为光绪亲笔,出自本意。笔者的这一判断还可以从光绪皇帝颁发“开缺”上谕及其后几天内对翁同龢的态度得到证明。

人们熟知,戊戌政变前夕,当光绪皇帝感到大事不妙,危险在即时,曾通过杨锐、林旭带出密诏,要“诸同志”妥筹“良策”,并向康有为解释要他迅速离京,“将来更效驰驱”的意思。如果罢免翁同龢出于慈禧太后意旨,而光绪皇帝只是被迫,他一定会尽一切可能,寻找机会,向翁有所说明,至少,要做出某种暗示,或给予某种安慰,然而,种种事实说明,光绪皇帝表现得很严酷。

首先,颁发“开缺”上谕当天,光绪皇帝就不让翁同龢有和自己见面的机会。《翁同龢日记》载,当日晨,翁入朝后,“看折治事如常。起下,中官传翁某勿入,同人入,余独坐看雨。”只是在“同人”退朝之后,翁才“恭读”到那道决定自己命运的“上谕”。其次,第二天,翁照例要向皇帝谢恩。《翁同龢日记》载:“午正二驾出,余急趋赴宫门,在道右叩头。上回顾无言,臣亦黯然如梦。”此时,翁同龢可谓伤心之极,而光绪皇帝却“回顾无言”,任何表示也没有。当日傍晚,光绪皇帝命南书房王太监给翁送去纱葛,但这是端阳节的“例赏”,此外仍然“无言”。以上种种,说明光绪皇帝在竭力避免当面向“师傅”宣布这一出自本意的残酷决定时所必然会有的尴尬,也说明,光绪皇帝除了“开缺”上谕所列举的理由之外,没有其他“隐情”须向“师傅”表白。

也许有学者认为,这种情况乃是由于光绪皇帝害怕慈禧太后的淫威,所以不敢有任何表示。其实,这完全是一种没有根据的猜想。翁同龢被“开缺”之后,光绪皇帝第二天就召见康有为,命其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许其专折奏事,接着,一连串地颁发“新政”诏书,完全是一种放手大干的心态。倘使慈禧太后强迫光绪皇帝罢免翁同,而光绪皇帝又胆小到不敢向亲爱的“师傅”做任何表示,他必然瞻顾、徘徊,小心翼翼,何敢如此雷厉风行地迅速推动变法!凡此都说明,翁同龢被“开缺”出于光绪皇帝本意,而非慈禧太后干预。

光绪皇帝锐意改革,求治心切,是其优点,但年轻气盛,操之过急,遇事冲动,是其缺点。翁同龢纵有不当,但总不应该轻率地将其赶出朝廷,自毁股肱。不久之后,罢免礼部六堂官事件再一次暴露了光绪皇帝性格中的这一缺点,感情用事,惩罚过重,打击面过大,因而引起慈禧太后和顽固派的强烈反弹。限于本文主题,这里就不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