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免翁同龢出于光绪皇帝本意

研究是谁罢了翁同龢的官,首先要研究翁被罢前后的朝局和人事安排。维新运动进入高潮前,翁同龢身兼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等职,权倾一时。这一时期,翁同龢做了两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1)举借外债、内债。《马关条约》规定,清政府须向日本赔款两亿三千万两白银。翁同龢身为户部尚书,筹款还债是其职责。《马关条约》签字后不久,翁同龢即开始向俄、法、英、德等国借款。1898年2月,翁同龢派张荫桓为代表,与英商汇丰银行签订条约,借款1600万英镑。此外翁同龢又发行国债,以昭信股票为名向国内官民各界借贷,同时加征铺税、房捐等税。(2)处理胶州事件。1897年11月,德国以两名传教士被杀为由,派遣军队抢占胶州湾,向清政府提出六项照会。交涉中,翁同龢担心事态扩大,采取“低颜俯就”的软弱态度,所拟答复德方的“照会稿”不仅奕?不以为然,连慈禧太后都觉得“甚屈”。12月11日,翁同龢在上朝时为自己的主张辩护,语气激烈,引起同僚惊愕。翁同龢日记云:“词多愤激,同列讶之,余实不能不倾吐也。”

上述二事都受到言官和个别地方官僚的批评。1898年3月,御史何乃莹、徐道、高燮曾等人陆续上奏,批评发行昭信股票过程中的弊端。同年4月,安徽藩司于荫霖上奏,指责翁同龢办理胶州湾事件之不当,“外则徇德人之请,内惑于张荫桓之言,以至于今日无所措手”,同时指责翁同龢以江苏、江西等四省厘金作抵向英、德借债的失策,批评翁“独任私智,酿成巨祸”,要求他与李鸿章、张荫桓共同“让贤”。5月29日,御史王鹏运上奏,指责翁同龢与张荫桓:“办理洋务,偏执私见,不顾大局,既欲遇事把持,又复性成畏葸。”该折并指责二人在借洋债过程中有私纳回扣行为,要求将二人“声罪罢斥”。

上述言官弹劾对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有影响。6月10日(四月二十二日),光绪发布上谕云:荣禄着补授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刚毅着调补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着崇礼补授。这是光绪皇帝宣布变法前的人事安排,必然经过慈禧太后同意,或者竟是慈禧太后的意旨。它的要点是,在翁户部尚书一职之上加了一个“管部大臣”荣禄,显然与言官对翁举借外债、内债的批评有关,但“上谕”并不曾免去翁的任何职务,更不曾触动翁的其他权力,可见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对言官的弹劾并不过分重视,还不想对翁采取大动作。只是在5天后,情况才突然发生变化。6月15日(四月二十七日),光绪皇帝再次发布上谕,将翁同龢“开缺回籍”,同时命王文韶迅即来京陛见,直隶总督着荣禄暂行署理。这两道上谕相距时间极近,可见罢免翁同龢是突然起意,而非早有预谋,因此,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调王文韶来京以填补翁同龢的空缺,以荣禄署理直隶总督,填补王文韶入京后留下的空缺。倘使6月10日发布第一道上谕时就有罢翁之意,就没有必要分成两步,更没有必要命荣禄“管理户部事务”,过几天再挪到“署理直隶总督”的位置上。

如果上述分析可以成立,那末,罢免翁同龢的直接原因就要从光绪皇帝发布6月10日的上谕以后找,而据翁同龢日记,这以后几天发生的事情又确实大有关系。6月12日,翁同龢与光绪皇帝之间发生严重冲突。翁同龢日记云:“上欲于宫内见外使,臣以为不可,颇被诘责。又以张荫桓被劾,疑臣与彼有隙,欲臣推重力保之,臣据理力陈,不敢阿附也。语特长,不悉记,三刻退。触几有声,足益弱矣,到馆小憩。”可见,翁同龢和光绪皇帝当日的冲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接见外国使节的礼仪,一是推荐提拔张荫桓问题。

清初以来,清朝皇帝会见外国使节的礼仪一直有重大争论,虽不断改进,但始终没有将“洋人”平等相待。光绪皇帝久有进一步改革的愿望,但屡屡受到翁同龢的反对。1898年春,光绪皇帝批准外国使臣的车马可以直入禁门,但翁同龢反对。同年4月,德国亨利亲王访问北京,光绪皇帝准备在毓庆宫接见,同时批准其乘轿进入东华门,仍然受到翁同龢反对,以致惹得光绪皇帝“盛怒”,逐条驳斥翁同龢意见,并且借指斥刚毅为名发泄了一通对翁的不满。6月初,光绪皇帝拟在乾清宫接见外国使臣,翁同龢再次反对。12日,光绪皇帝重申此意,翁又一次反对,因而“颇被诘责”。从翁自己记下的这短短4个字,不难想见当年君臣互相辩驳以及光绪皇帝动怒的情况。

张荫桓是康有为同乡,长期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职,又曾出使美、日、秘三国,见识开通,支持维新,是光绪皇帝企图重用的人物之一。5月17日,徐桐参劾张荫桓“居心鄙险,唯利是图”。同月末,王鹏运继续参劾翁同龢与张荫桓,“奸庸误国,狼狈相依”,但光绪皇帝不为所动,他一面表示要将王“交部议处”,一面要翁同龢“推重力保”,意在为重用张荫桓扫除障碍。不料翁同龢很倔强,就是不肯推荐张荫桓,以致和光绪皇帝长时间顶撞,“臣据理力陈,不敢阿附也。语特长,不悉记。”从这短短的几句话中也不难想象翁顶撞光绪皇帝的激烈程度。

不幸的是,第二天又发生翁同龢阻挡光绪皇帝召见维新派人员之事。据《翁同龢自订年谱》记载:6月13日(四月二十五日)徐致靖奏保康有为、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为“通达时务人材”,求才若渴的光绪皇帝意欲即日召见,但翁同龢却主张“宜稍缓”。14日早朝,翁在是否赏给张荫桓“宝星”奖章问题上又和光绪皇帝闹起别扭,他声明“只代奏不敢代请”,意在说明他本人不赞成嘉奖张荫桓,但是,光绪皇帝却马上决定,“张某可赏一等第三宝星”,当面否定了翁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