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7年(同治六年)2月,奕?提议以徐继畲为同文馆事务大臣,当天就又得到批准。3月,御史张盛藻、大学士倭仁先后上折,反对设立天文算学馆,认为“根本之图,在人心而不在技艺”,从而形成中国近代史上一次著名的改革与反改革论争。在这场论争中,慈禧太后支持奕?,“上谕”称:“同文馆招考天文算学,既经左宗棠等历次陈奏,该管王大臣悉心计议,意见相同,不可再涉游移,即著就现在投考人员,认真考试,送馆攻习。”其后,顽固派仍不肯罢休,通政使于凌等人继续上折反对,杨廷熙更利用旱灾,要求两宫皇太后收回成命,撤销同文馆。6月30日,慈禧太后命军机处起草上谕,指斥杨奏“呶呶数千言,甚属荒谬”,一场争论得以平息。与此同时,一场以军事现代化为主,包括兴办民用工业和新式文化教育在内的“洋务运动”兴起,当时称为“自强新政”。应该承认,这场运动为古老的中国引入了西方的先进生产力和近代科学文化,于中国的发展、进步有益。

有意思的是,慈禧太后不仅要求部分文官和知识分子学习西学,而且也要求光绪皇帝学。自1891年(光绪十七年)12月1日起,光绪皇帝即奉慈禧太后“懿旨”,每日上午在勤政殿学习英文,由同文馆的两位洋教习授读。这项学习,一直坚持到1894年(光绪二十年)11月,才由慈禧太后下令,与“满书房”同时停止。让皇帝学英文,今天看来平常,但在当时,却是旷古未有、惊世骇俗之事。

慈禧太后既然支持同治年间的“自强新政”,她在甲午战后,国家蒙受奇耻大辱之际,自然有可能同意一定程度上的“维新”。《慈禧传信录》记载,慈禧太后曾对光绪皇帝说:“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凡以图富强也。若师日人之更衣冠,易正朔,则是得罪祖宗,断不可行。”既给光绪皇帝以一定变法自由,同时又给光绪皇帝划定不可逾越的界限。这是符合慈禧太后在变法伊始时的心态的。该书载,光绪皇帝曾向慈禧太后表示,“徒练兵制械,不足以图强,治国之道,宜重根本”,并向慈禧太后推荐冯桂芬的《校庐抗议》,都得到慈禧太后的肯定。这也是符合慈禧太后的性格和思想发展逻辑的。辛丑和约之后,慈禧太后下诏实行新政,甚至预备立宪,虽是形势所逼,毕竟和她此前的思想性格相关。维新派的重要人物张荫桓在和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密谈时曾称:“太后具有开新之见。”此说用以论衡“洋务运动”至维新初期的慈禧太后,不为无见。

历史事实表明,慈禧太后与倭仁、徐桐、刚毅等顽固派毕竟有别,因此,当光绪皇帝开始维新时,她能表示同意,并且提出“专讲西学”的主张。在这一情况下,她自然没有急于从皇帝身边赶跑翁同龢的必要。至于她后来镇压维新派,那是由于维新活动超越了她许可的底线,触犯了满洲贵族集团的利益和她个人的权力,并不能证明她一开始就处心积虑地反对变法。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称:“自四月初十以后,皇上日与翁同龢谋改革之事,西太后日与荣禄谋废立之事。四月廿三日皇上下诏誓行改革,廿五日下诏命康有为等于廿八日觐见,而廿七日西后忽将出一朱谕强令皇上宣布……皇上见此诏,战栗变色,无可如何!”《戊戌政变记》以慈禧太后和袁世凯为主要攻击目标,政治和个人感情色彩浓烈,科学性不足。此段说“慈禧太后日与荣禄谋废立之事”,梁启超并非荣禄营垒中人,何所据而云然?又说“西后忽将出一朱谕”,光绪皇帝“战栗变色”,梁启超当时并不在光绪皇帝身边,何从知道?清制,只有皇帝才可用“朱谕”,慈禧虽贵为太后,也绝不能“犯禁”。光绪皇帝罢免翁同龢的“朱谕”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确为光绪亲笔,足证梁启超之误。苏继祖的《清廷戊戌朝变记》有一条记载与梁著近似,为史学家们广为引用。该书称:“太后已许不禁皇上办事,未便即行钳制,故于未见康时,先去翁以警之。是日谕旨三道,皆奉太后交下勒令上宣布者。皇上奉此谕后,惊魂万里,涕泪千行,竟日不食。”这段文字写得历历如绘,似乎无可怀疑,然而,问题是,苏继祖并非朝廷重要人物,宫闱秘事,他何缘得见?得知?

《清廷戊戌朝变记》还有一条记载,被视为慈禧太后在变法伊始就有意破坏的铁证。该书称:6月8日(四月二十日)之后,翁同龢罢官之前,慈禧太后曾召见奕、荣禄、刚毅等人,声称“皇上近日任性乱为,要紧处汝等当阻之”。奕等同答:“皇上天性,无人敢拦”,刚毅则伏地痛哭,声称“奴才婉谏,屡遭斥责”。慈禧太后又问:“难道他自己一人筹画,也不商之你等?”荣禄、刚毅答称:“一切只有翁同龢能承皇上意旨。”刚毅并哭求太后劝阻。慈禧太后称:“俟到时候,我自有法。”其实,这段记载的谬误是很明显的。当时,变法尚未开始,或者刚刚开始,光绪皇帝还几乎什么都没有做,慈禧太后何来“皇上近日任性胡为”之愤?如果是这样,她怎么可能在差不多同时又肯定杨深秀、徐致靖要求变法的奏折,训示光绪皇帝:“今宜专讲西学”?仔细考察晚清文献,关于翁同龢被罢官出于慈禧太后意旨的各类记载,不是出于传闻,就是出于猜测,无一可以视为确凿有据的信史。

历史家治史,有时难免受到既定观念的制约。人们之所以易于认定慈禧太后是“罢翁”事件的主谋,其原因盖在于认定慈禧太后是铁杆顽固派,而又不很了解翁同龢与光绪皇帝这一对师徒之间关系的发展与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