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当军长当师长的徐彦刚

“徐彦刚和黄公略同志一起工作过，黄公略很赏识他，说他‘做参谋工作当指挥员都行，文武全才’。后来二师缺师长，军委就又命令他到二师任师长。徐彦刚同志这个当过军长的人毫不计较，欣然赴任，真正做到能上能下，党性过人。他在二师当师长也很出色。第五次反‘围剿’刚开始，他被调到了湘鄂赣任司令员。以后我们长征走了，徐彦刚同志就在湘鄂赣牺牲了。”这是《聂荣臻回忆录》中的一段话。对“能上能下”的徐彦刚作了高度的评价。

徐彦刚，1907年生，四川省开江县人。1926年春考入重庆中法大学，在校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随队上了井冈山。后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军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湘鄂赣军区司令员兼第十六师师长，曾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当地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9月，徐彦刚在永修县云居山养伤时，不幸被想向国民党邀功请赏的歹徒黄盛彬三兄弟杀害。

坚决服从组织安排的伍修权

“1933年10月，担任红军师政委和分区司令员等职务的伍修权，奉命去给李德当翻译；长征途中，部队减员缩编，他主动要求由军团副参谋长改任团参谋长；建国初，他从战略区领导的岗位上，调任外交部司长。每次工作变动、职务升降，他都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在新的岗位上有所贡献、有所建树。”这是张万年、迟浩田所写的《历史风云中的一代英杰——深切悼念伍修权同志》中的一段话，对伍修权的“能上能下”作了高度赞扬。新中国成立后，伍修权曾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等职。1975年出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请求当助手的李立三

1955年，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四个主管业务的办公室，准备任命李立三为主持农业的第四办公室主任。当邓小平找李立三谈话，征求他的意见时，李立三说，自己对农业一窍不通，是否分配他去管理工业的第三办公室工作。邓小平说，三办主任已经安排了李雪峰。李立三说，我比较熟悉工业，我去给李雪峰同志当助手。邓小平说，李雪峰同志还不是中央委员，你去当副主任好吗？李立三说，职位高低不必考虑，请中央放心，我保证服从李雪峰的领导，配合他搞好工作。中央三办后来改为中共中央工业部，李立三仍担任副部长，一直工作到1960年。他尊重李雪峰的领导，也不计较工作的轻重，只要交给的工作就努力去干。1956年，中央工业部经过调查研究，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党委领导、厂长负责的领导体制，得到中央批准。李立三为制定推行这一体制做了大量工作。

上书辞职的徐特立

1956年，徐特立年近八十。他感到自己记忆力衰退，身体不支，便向中央打报告，要求辞去中宣部副部长的职务，让年轻的同志上来工作。他在报告中强调说，若不这样，我是很不安的。此后，徐特立就不参加中宣部的领导工作了。

其实，早在中央苏区时，徐特立就曾让贤过，那时他是教育部长。瞿秋白从上海来到瑞金后，徐特立首先提出:秋白年轻有为，应该让秋白任部长，自己任副部长。中央同意了他的意见。他俩互相尊重，互相支持，配合得很好。徐特立是著名的“延安五老”之一，新中国成立前后，曾任中宣部副部长等职。是中共第七、八届中央委员。1968年11月28日，91岁的徐特立因病去世。

不想当检察长的张鼎丞

张鼎丞曾多次说过:“共产党人从参加党的那一天起，就把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都献给了党。几十年来，同我一起战斗的同志很多都牺牲了，我是革命征途中的幸存者。想到已经牺牲的同志，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向党伸手要名要利。”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61年，张鼎丞已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7年。这年，张鼎丞63岁。他感到自己年龄大了，于是便两次去找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请求中央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不要再提名他为检察长候选人，让年富力强的同志担任这个职务。后来大会还是选举他为检察长，他感到很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