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9年1月17日《天津日报》创刊号上发表的《天津市政府正式成立》消息，是1月上旬天津解放前，李夫在进城干部集结地河北省霸县胜芳镇，趴在房东的锅台上写成的。

然后，他操着不太浓重的福建乡音，接着说:“辽沈会战(指刚刚结束的辽沈战役)后，我们估计贵军东北部队需要休整六个月，至少需要三四个月，才可能入关。因为补充伤亡，后勤供应，都要时间。所以，空军曾侦察报告说，发现长城喜峰口附近有贵军运动，我们还不相信，以为那是些零星部队在活动。我万万没有料到，贵军如此神速，不几天就占领了廊坊、杨村，切断平津联系，包围了天津……”

讲到这里，陈长捷停顿片刻。他哪里知道，就在他还蒙在鼓里的时候，中央军委、毛主席早已5次急电东北解放军火速挥师入关，“于(1948年11月)21日或22日全军或至少八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

1949年6月，李夫（后排）在天津劬园别墅假山前，欢送随第四野战军南下长沙参与创办《新湖南报》的记者同事。

当时战局已经明朗:在东北和华北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压迫下，国民党政府军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指挥下的六十多万军队，已成惊弓之鸟，赶快收缩兵力，南起唐山，经塘沽、天津、北平、新保安，北至张家口，摆成“一”字长蛇阵，显露出敌人欲从天津塘沽海口南逃或图西窜绥远状态。在这一态势下，突然包围天津、塘沽的战略意义，在于打掉蛇头，堵住出海口。然后，关门打狗。中央军委意图，先打两头，最后取北平，全歼华北之敌。

接着，陈长捷吞吞吐吐地说:“我一切行动，都是听从傅先生的。当初，蒋先生主张华北军队海运撤退江南，傅先生总在犹豫。后来，战局紧了，张垣方面有三千(户)军政眷属涌到天津……”

“想干什么?”我追问了一句。

“准备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从海上运走……”

我把话题拉回来，问道:“你们拉老百姓围着天津修了一圈城防工事，在全市建了一千多碉堡，搞什么‘大天津堡垒化’，难道就能抵得住解放军吗?”

“从来要塞孤守，没有不陷落的。”陈长捷回答说，“我们之所以作困兽之斗，实因认为平津一体。至于城防工事，是杜建时主持修筑的，说是第二个‘马奇诺’防线，固若金汤。我原来以为凭借城防工事，总可以守三四个月。”

接着，陈长捷说:“没想到，到了(12月)20日以后，外围不断有激战。很快杨柳青、北仓都只经一夜即告失守。我几次向北平总部报告，总部参谋长总是那句答复:‘坚定守住，就有办法。’”

更让陈长捷没想到的是，他以为能守三四个月的城防，30个小时不到就被解放军完全突破。

采访结束，已过午夜。待到天明，当我们沿着子牙河南大堤，走近天津城防西营门时，眼前呈现出一片恶战后景象。到处是横七竖八的敌人尸体，在那堤坡和河冰上还散着一些被打飞的零散脑袋、身子和胳膊腿，真是惨不忍睹。我不禁停下步来，向南一看，不远处城防43号、44号碉堡间，就是38军113师337团第一个强行突破敌人城防、攻入天津的突破口。事后我到38军采访，337团团长对我说:那天(14日)，攻城部队就像他们团尖刀连英雄们一样，在围天津市区90华里的城防上，打开10个突破口，攻入市区……可是他们呢？后来知道:有7030人壮烈牺牲，19214人光荣负伤，血洒天津战场！

听了这些，我不由潸然泪下。所以在胜利的第二天早晨，身着军装的我思之欲泪坠，欢笑不成声。到了报社采访科记者办公室，我把背包一放，找了辆自行车，便出去采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