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胡适从箱子里拿出那些东西，我们从1994年12月黄山书社所出版的四十二册《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可得知那些收信人为徐志摩的大半书信，该是箱子里的旧物，计有:1928年12月4日沈从文致徐志摩信一通（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二十七册），1931年6月8日保君建致徐志摩信一通（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三十册），梁启超致徐志摩信二通、梁启超写赠徐志摩《饮冰室读书记》十页（按:梁启超病逝于1929年1月19日。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三十三册），1931年6月16日陆小曼致徐志摩信一通（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三十四册），1929年5月13日蒋复璁致徐志摩信一通（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三十九册），1931年5月20日罗隆基致徐志摩信一通（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四十一册）。还有因为1931年夏秋间箱子存放在凌叔华处，有1931年11月13日（按:徐志摩遇难的前六天）沈从文致徐志摩的信一通（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二十七册），1931年11月11日及其后的陆小曼致徐志摩信二通（收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三十四册）。当时徐志摩住在胡适家中，因此遇难后，这些信札并没有放入“八宝箱”中，就直接为胡适所收存了。至于《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三十二册，还有1926年10月13日及同年11月22日徐志摩致张慰慈信二通及1926年10月25日徐志摩致张慰慈、梦绿信一通，1931年10月26日徐志摩致李唯建信一通，则有可能是胡适在徐志摩亡故后，为编书信集，而从当事人手中征集得来的信函。

1931年12月6日，在徐志摩的追悼会上，胡适就提到要将徐志摩的书信收集出版，这个主意提醒了凌叔华，因为她手上原有许多徐志摩的信，她想再搜集一些，由她来编辑出版，所以在第二天她就到林徽因家，据林徽因次年元旦给胡适的信说:

追悼志摩的第二天（12月7日），叔华来到我家向我要点志摩给我的信，由她编辑，成一种《志摩信札》之类的东西。我告诉她旧信全在天津，百分之九十为英文，怕一时拿不出来，拿出来也不能印，我告诉她我拿到有好几本日记，并请她看一遍大概是什么，并告诉她，当时您有要交给大雨（按:孙大雨，徐志摩的学生）的意思，我有点儿不赞成。您竟然将全堆“日记类的东西”都交我，我又embarrassed却又不敢负您的那种trust——您要我看一遍编个目录——所以我看东西绝对的impersonal带上历史考据眼光。Interesting only in事实的辗进变化，忘却谁是谁。

最后我向她要公超所看到的志摩日记（按:据林徽因信中言，凌叔华在11月26日，开如何追悼志摩的讨论会的那一晚，约叶公超去看志摩的《康桥日记》）——我自然作为她不会说“没有”的可能说法，公超既已看到。我说，听说你有志摩的《康桥日记》在你处，可否让我看看，等等。她停了一停说可以。

我问她:“你处有几本？两本么？”

她说:“两——本——”声音拖慢，说后极不高兴。

我问:“两本是一对么？”未待答，“是否与这两本（指我处《康桥日记》两本）相同的封皮？”

她含糊应了些话，似乎说“是！不是，说不清”等，“似乎一本是——”现在我是绝对记不清这个答案（这句话待考）。因为当时问此话时，她的神色极不高兴，我大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