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徐志摩在此时确实将箱子取走了，我们看1928年12月13日他给小曼的信中说:“车误了三个钟点，到京已晚11时，老金（按:金岳霖）、丽琳（按:老金的美国女友Lilian Tailor）、瞿菊农，都来站接我……老金他们已迁入叔华的私产那所小洋屋，和她娘分住两厢，中间公用一个客厅。初进厅老金就打哈哈，原来新月社那方大地毯，现在他家美美地铺着哪……丽琳还是那旧精神……”在凌家住了一晚后，第二天徐志摩便到协和医院去看梁任公的病，他见到梁思成与林徽因（按:两人于3月21日在加拿大温哥华结婚，婚后赴欧洲参观古建筑，然后取道西伯利亚，于8月18日回京）。由于新婚燕尔，林徽因“风度无改，涡媚犹圆，谈锋尤健，兴致亦豪，且亦能吸烟卷喝啤酒矣”！据1932年元旦林徽因给胡适的信中说:“……此箱偏偏又是当日志摩曾寄存她（按:指凌叔华）的一个箱子，曾被她私开过的（此句话志摩曾亲语我。他自叔华老太太处取回箱时，亦大喊‘我锁的，如何开了，这是我最要紧的文件箱，如何无锁，怪事——’又‘太奇怪，许多东西不见了，missing’，旁有思成、Lilian Tailor及我三人）。”因此可以推定徐志摩是从丽琳处取回箱子，凌叔华的“交与之琳，才算物归原主”，恐是“丽琳”的笔误罢，况且老金、丽琳与凌叔华、徐志摩都熟，现在又住在凌叔华家，由其转交是最自然不过的。总之，此事与卞之琳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而“八宝箱”在1928年12月中重回徐志摩的手中。

至于后来“八宝箱”怎会又在凌叔华的手中呢，那是两年多以后的事了。1931年6月11日，徐志摩从上海到北平，据他给小曼的信说:“……第一看奚若，第二看丽琳、叔华（按:凌叔华已离开武昌回到北平任北平古物陈列所专门委员）。叔华长胖了好些，说是个有孩子的母亲，可以相信了。”6月12日，凌叔华和徐志摩、罗隆基、沈从文等一同去看望在香山养病的林徽因。6月13日中午，凌叔华请徐志摩等吃鲥鱼蜜酒。6月14日，在陈衡哲家吃饭，有凌叔华、冰心、杨振声、沈性仁等人。6月16日晚在北海聚会，有杨振声、邓以蛰、凌叔华、沈性仁，徐志摩说“风光的美，不言而喻”。6月25日给小曼的信说:“我这人大约一生就为朋友忙！来此两星期，说也惭愧，除了考试改卷算是天大正事，此外都是朋友，永远是朋友。杨振声忙了我不少时间，叔华、从文又忙了我不少时间……”

在他与沈从文的接触期间，两人很可能相约各自为对方写小说，因为后来徐志摩以沈从文和丁玲、胡也频的故事写了一篇《珰女士》，发表在9月份的《新月》杂志上，当然沈从文也有意以徐志摩为原型写成小说，所以凌叔华在同年12月10日给胡适的信中说:“今年夏天从文答应给他写小说，所以他把他天堂地狱的‘案件’带来与他看，我也听他提过（从前他去欧时已给我看过，解说甚详，也叫我万一他不回来为他写小说）……”徐志摩是把“八宝箱”提来要给沈从文看。沈从文在同年12月12日给胡适的信中就说:“8月间我离开北平以前（按:徐志摩、胡适向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推荐沈从文到该校担任教职，因此沈从文于8月上旬离开北平去青岛），在你楼上（按:当时徐志摩住胡适家）我同他谈到他的故事很久，他当时说到最适宜于保管他案件的人，是不甚说话的叔华。他一定有他的苦心。因为当时还同我说到，等他老后，等我们都老一点后，预备用我老后的精力，写他年青的故事，可以参考他百宝箱的一切。所以我到青岛后，他来信还说已经把百宝箱带来了，等将来到北平看。”但沈从文后来是否看过不得而知，但徐志摩是再次把“八宝箱”交给凌叔华保管这件事是没错的。

只是这次“八宝箱”中的东西是与第一次有所不同，其中原本的《雪池时代日记》在辗转于硖石老家及上海的中间，为陆小曼所见，被陆小曼给烧了。据林徽因1932年元旦给胡适的信中说:“整三年前，他北来时，他向我诉说他订婚结婚经过，讲到小曼看到他的《雪池时代日记》不高兴极了，把它烧了的话，当时也说过‘不过我尚存下我的《康桥日记》’。”而新放入箱子的有陆小曼的日记（按:陆小曼说一本，而凌叔华说两本），那是写于1925年徐志摩第一次欧游之后，因此肯定不会是在徐志摩欧游前交给凌叔华箱子前放进去的。还有徐志摩1925年由欧洲返国途中所写的几篇稿件、徐志摩写于1925年及1926年的两本日记——《爱眉小札》和《眉轩琐语》。而据后来林徽因从胡适那里拿到箱子后（按:徐志摩死后，胡适向凌叔华施压而拿到的），打开看的结果是:“11月28日星期六晨，由您处拿到一堆日记簿（有满的一本，有几行的数本，皆中文，有小曼的两本，一大一小，后交叔华，由您负责取回的），有两本英文日记，即所谓Cambridge日记者一本，乃从July 31，1921起。次本从Dec. 2（同年）起始，至回国止者，又有一小本英文为志摩1925年在意大利写的。此外几包‘晨副’原稿，两包‘晨副’零张杂纸，空本子小相片，两把扇面，零零星星纸片，住址本。”

1983年5月7日，旅居英伦的凌叔华复信给徐志摩的表妹夫陈从周说:“……至于志摩坠机后，由适之出面要我把志摩箱子交出，他说要为志摩整理出书纪念。我因想到箱内有小曼私人日记两本，也有志摩英文日记二三本，他既然说过不要随便给人看，他信托我，所以交我代存，并且重托过我为他写‘传记’。为了这些原因，同时我知道如我交胡适，他那边天天有朋友去谈志摩事，这些日记，恐将滋事生非了。因为小曼日记内（两本）也常记一些是是非非，且对人名也不包涵，想到这一点，我回信给胡适说，我只能将‘八宝箱’交给他，要求他送给小曼。以后他真的拿走了，但在适之日记上，仍写志摩日记有两本存凌叔华处……这冤枉足足放在我身上四五十年，至今方发现……”从一些书信得知，胡适在第一时间（11月27日）从凌叔华处取得了箱子，打开后并拿出或放入一些信件，然后在11月28日晨交予林徽因。林徽因在后来给胡适的信中就说:“那天在您处仅留一小时，理诗刊稿子，无暇细看箱内零本，所以一起将箱带回细看，此箱内物是您放入的，我丝毫未动，我更知道此箱装的不是志摩平日原来的那些东西，而是在您将所有信件分人分类捡出后，单单将以上那些本子、纸包子聚成这一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