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宋史·赵普传》:“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常劝以读书。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户启箧取书，读之竟日……既薨，家人发箧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当年，皇上嫌老赵书读得少，说话办事不讲究，赵普“知耻后读”，在家常闷头作“看东西”状，一坐就是一天，他死后家人好奇地打开书箱，发现里边只有一部《论语》。

《论语》全书只有二十篇，当时有点文化的人，半日就可以读完，所以不能由此记载，断定赵普只读过半部《论语》。

正史不见“半部”说法，查《赵普神道碑》也没有，于是，扑去翻野史笔记。

南宋林駉《古今源流至论》前集卷八《儒吏》称:“赵普，一代勋臣也，东征西讨，无不如意，求其所学，自《论语》之外无余业。”这段话下面，有作者小注云:“赵普曰《论语》二十篇，吾以一半佐太祖定天下。”

再就是罗大经的《鹤林玉露》:“赵普再相，人言普山东人，所读者止《论语》……太宗尝以此语问普，普略不隐，对曰:‘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

再往后的都是转载这两个版本。但是，《宋史》是元朝人编纂的，后人对其评价不高，认为这部史书是突击完成的，选材不严，贪多务得，门槛过低，连很多野史笔记也照录，但即使这样一部书，也没有采用“半部《论语》”的记载。

假设野史中的记载是真实的，那赵普的话也说得言不由衷，更显然很有点献媚成分在里边——

“治天下”是很严肃、很复杂的，用《论语》里边并不系统的理念，作为某些事务的指导原则，还嫌不足，偏要突出“半部”，有些太搬弄造作了。李敖曾经写道:“《论语》只不过是一万一千七百零五个字的空疏东西，古代宰相竟想用半部论语治天下，这未免把‘治天下’看得大容易了。”

说“定天下”更荒唐。赵普曾长期担任赵匡胤的掌书记（军务高参），他用来辅佐赵匡胤“定天下”的（其实是“篡天下”），恰恰是谋略变通之术，在《论语》见不到，甚至在《于丹〈论语〉心得》的那些小故事里也是见不到的。

敢说自己用《论语》打天下的，古今中外也只有赵普一人。连中学生都知道，赵家的天下不是从正路上取得的，《论语》里哪条是教唆阴谋家们发动兵变的呢？赵普的政治履历，正可以用来作为提倡“君君臣臣”的《论语》政治理想的反例。

因为这话说得不合事理，所以关于这话是否真为赵普所说，历代质疑者不绝——北宋上承五代，那是军阀混战，军人习惯了搞政变的时代，所以，宋代开国的国策是重文轻武，大力推重读书人，到范仲淹的时代，宋朝人的知识理论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此前的历朝历代。我们现在说宋朝人写诗有学究气，宋朝人还嘲笑唐朝人的诗写得鄙陋呢。北宋中期有人这样说:本朝开国的时候，很多人都是在五代时受的教育，所以，连赵普那样《论语》都读不全的人，都可以出来当官秉政……言外之意是不屑，因为《论语》在那时候的作用，相当于现在的小学生教材。

但“半部《论语》就能治天下”这个说法却在南宋时成了定论。当时程朱理学兴盛，朱熹着力拔高《论语》，该书被理学家们抬到包打天下、无所不能的程度，甚至认为《论语》里一句，顶别的书一百句，所以把“半部《论语》”的故事附会到了曾跟《论语》沾边的赵普身上。《古今源流至论》《鹤林玉露》里边的“记载”大概来自这个需要。这和后世商家的“启发式炒作”有些类似了。

我们的畅销书“以言取人”，引之为据，这是容易对读者造成误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