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坚定地贯彻小平同志的指示。在教育战线他大声疾呼，直言批判“四人帮”的读书无用论，提出对知识分子状况的估计，要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情况，做出符合实际的调整，不能一讲知识分子就一概当作资产阶级。现在，大部分知识分子都在为社会主义建设辛勤劳动。他说:“过去只讲学文化，现在不讲学文化。一方面要搞四个现代化，一方面又不要文化，这怎么行？”“这几年有个最大的危机，我们教育部门就是不读书。教育战线的形而上学很猖狂”。

父亲亲自到上海复旦大学召开座谈会，贯彻毛主席和周总理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指示，要求大学招生要经过文化考核。毛远新借着张铁生交白卷制造了个“朝农经验”，要求大学生“社来社去”，毕业后必须回农村。我父亲回家说，毛远新的“社来社去”简直是脱了裤子放屁！难道农民的孩子就不能进城？大学毕业生应该哪里需要去哪里。

为了让更多农家子弟上大学，他提出在中小学10年制的基础上再学2年大学基础课程的想法。他还和大寨郭凤莲同志商量，准备在山西昔阳搞10年制加2年读大学的试点。

迟群等人组织他们在教育部安排的人把我父亲的言论都记录下来，出了一本厚厚的周荣鑫黑话集，断章取义，极尽歪曲之能事，向毛主席告黑状，搞秋后算账。

没过多久，“四人帮”开始反攻倒算。他们说，这是“右倾翻案风”。胡耀邦、周荣鑫、万里、张爱萍都是“右倾翻案风”的黑干将，邓小平是风源。

总理病重，“四人帮”正式向父亲“兴师问罪”

在和“四人帮”的激烈斗争中，我父亲又一次得到周总理的关怀和支持。当时，周总理重病住院，多时见不到总理，父亲非常惦念。

有一天，父亲下班回家，告诉我说:“明天周总理要接见联合国教科文总干事姆博，要我陪见，并要我提前一小时到北京饭店等候。总理安排提前见我。”听了这个消息，我们和父亲一样，又激动又盼望。那天，我们和父亲聊到很晚。我们在想:总理的身体怎么样了？我跟爸爸说:“请总理不要只找西医，最好找中医看看。中国的中医还是有些办法的。吃些中药调养调养，会好一点。”我还对爸爸说:“替我问总理好！”

第二天下午，爸爸2点钟走的，5点多钟回来的。我们迎上前去，把爸爸拥进了客厅。一进了客厅，我们就迫不及待地问爸爸见总理的经过。爸爸缓缓地告诉我们:他到北京饭店不一会儿，只见总理的司机来接他，熟人见面，格外亲切。他坐着总理的大红旗车，来到总理的驻地。一进病房，总理非常高兴，叫:“大姐快来，你看看是谁来了？”邓妈妈来了，其他所有的熟人也都紧跟着跑了进来，秘书、侍卫长、护士、医生，一群人把房间挤得满满的，大家七嘴八舌，问长问短，又亲切又热闹。爸爸脸上闪现着幸福甜美的神态，说:“就跟又回到家里一样。”等大家一阵亲热寒暄过后，总理挥手请大家退出，开始询问爸爸的工作情况。爸爸向总理汇报了他在科学院和教育部的工作，汇报了迟群等人的干扰和破坏，汇报了自己的做法。又见到了最了解自己，最关心自己的总理，他怎么能不向总理倾诉情怀？面临着又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他怎么能没有总理的理解和支持？总理听完后，明确表态同意我爸爸的观点，说:你在科学院和教育部的工作，做的是对的，处理得很好！总理嘱咐他要注意和迟群等人的关系，当心一些。

我父亲又说:“我看总理精神还好，就是又瘦了许多。我劝总理吃中药，用中医调理一下，也许会好一些。但总理却对我摆了摆手，说:让他们治吧。”

有一些在北京工作的老同志来提醒父亲说，迟群等人整理了你的黑材料，已经报告给毛主席，要小心。

1975年10月，当我父亲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访问扎伊尔和毛里塔尼亚回北京那一天早晨，广播了两报一刊发表的社论《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四人帮”正式向周荣鑫兴师问罪了。那天晚上，我到机场去接父亲，告诉父亲说:两报一刊今天给你致“欢迎词”了！回到家里，爸爸心情沉重地说，他们是打隔山炮。

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围攻:“一家开花，大家撒籽”

从此后，爸爸又开始了他挨批斗的艰难生涯。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及其他一些地方，批判周荣鑫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不管是谁说的话，只要不合“四人帮”的意，都记在我父亲的账上，大字报主要点周荣鑫的名。因为当时毛主席还没有说话，他们对小平同志多少还有些忌惮，还不敢放肆地明目张胆地攻击。作为教育部部长，我父亲自然成了主要攻击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