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养病，成了老干部和总理的“民间联络员”

后来毛主席要干部上五七干校，学生要上山下乡。全国人民都不得不响应号召，众多家庭都在送别亲人。妻离子散的悲情，被红旗和口号声掩盖了。我们家七口人，分了五个地方:父亲带着二妹和只有14岁的弟弟到宁夏平罗国务院五七干校(那里原来是个劳改农场)；母亲到河南；小妹到陕西延长县；三妹到山西大同；我到天津静海。一家人各奔东西，相隔千里。父亲这个人性格豁达，母亲却实在受不了，都快犯精神病了。

大约是在1970年左右，父亲在宁夏得了心脏病，是心肌梗塞。周总理知道后，批示:“告周，安心静养，稳定后回京治疗。”总理的批示是我父亲战胜疾病的最大精神支柱，在国务院五七干校及北京同志的关怀照顾下，父亲平安回到北京，住进阜外医院。父亲病好回家继续疗养的这段时间，因为没有工作，所以是他一生中与家人子女相处最多的日子。

最令人难忘的是在没有客人的晚上，全家人聚在一起，一起背诵毛主席诗词或古文诗词。我们还会一起唱歌、唱戏，父母都爱唱。我们最爱唱的是“我们在太行山上”等革命老歌，也爱唱京剧、越剧，父亲还教我唱京剧《打渔杀家》。

当时来我家的客人很多，王震伯伯就是常客。一次他向我父亲诉苦说，他经常去看望各家老同志，坐车去，国务院机关事物管理局每个月要扣汽油费几十元钱，他还要帮助有困难、受迫害的老同志和他们的亲属，实在很困难。我父亲就给总理办公室吴庆彤叔叔打电话，说王震同志是为主席和总理工作，他的汽油费就不要收了。

王震伯伯每次来我家，都会带些信来，都是些遭受迫害的老同志和他们的亲属写给总理的，要我父亲转给总理。我父亲和王震伯伯联手就成了老干部和总理的“民间联络员”，帮助解决了很多老同志的困难。

在周总理的保护下，我们没有搬家，父亲也没有被扣发工资。所以，很多家庭受到冲击的孩子们，包括一些外地省委书记的孩子们，来京时就吃住在我们家。据家中保姆粗粗统计，平常日子里，在我家吃饭的外人，每月就有近百人次，有一个月甚至有207个人。

苦口婆心做工作，“成功解救”于若木

1972年，毛主席点名要四个人写检查，有胡耀邦、林乎加、苏振华和我父亲，检查通过了就分配工作。用当时的习惯用语，就是要“解放”了。但是这些人脱离工作已经很长时间，连社会上流行词汇都不知道，我们这几家的子女们就发挥了作用。

我父亲和耀邦伯伯，我和胡德平，就一起商讨该如何写这个检查。耀邦伯伯有骨气，坚决不承认犯了“走资派”错误，而且要我父亲翻西城纠察队的案。父亲和我斟酌再三，此事涉及总理，不能把责任搞到总理头上，父亲为此承担了责任。大家的检查交上去了，我父亲的检查据说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肯定。中央把他的检查发给各地方，给各位该解放的老同志当样板。其实就是想解放大批的老同志，准备逐渐让他们恢复工作。

1973年，吴庆彤叔叔来告诉父亲，按照总理的安排，办公室已经准备好了。爸爸兴奋地等着回国务院上班，但是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找总理点名要他去科学院主持工作，周总理驳不过郭老的面子，让我爸爸去了科学院。

到科学院遇上建设高能所等新的工作，杨振宁和李政道建议的方案不同。如同当年在建工部，爸爸又开始聚精会神地听专家们讨论，参与决策。他经常拿回家一些关于加速器、激光、核物理的参考材料要我爱人仔细看。了解清楚以后，他才有把握参加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会和中央的专委会。

陈云同志的夫人于若木也在科学院工作。于阿姨在“文革”初期写了江青的大字报，揭发江青奢侈腐败，被造反派揪住不放，开除了党籍，下放在植物园劳动，不许回家。我父亲就找了造反派做工作，耐心地告诉他们，于若木同志是个非常正直的人，她写的大字报并没有给谁造谣，所以应该恢复她的党籍，恢复工作。经过多次苦口婆心的说服工作，于阿姨被恢复了党籍，允许回家。父亲亲自到陈伯伯家向陈伯伯汇报，陈伯伯对这样的结果心里感到宽慰，但他老人家仍然很严肃地问我父亲:她可以回家了？她恢复党籍了？她可以看党内文件了？对这些问题我父亲一一给予肯定的答复，陈伯伯终于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