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终于对父亲下手了

说“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一点不为过。在各派政治力量的激烈较量中，社会动荡、风雨飘摇，几乎没有哪一个家庭、没有哪一个人可以躲过冲击，即使是受到国家特殊保护的人，他们的亲朋好友受冲击也在所难免。“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家也经历了惨痛的巨变，我们失去了最亲的人、失去了自己的父母。回顾这段经历，会使人感到揪心的疼痛。

“文革”初期，我父亲经常受周总理之命，接见学生、做学生们的工作，也经常去从学生那里救回被揪斗的老干部。毛主席十次接见全国的红卫兵，部长们都要在天安门上陪同参加，否则就会被认为已被打倒，也就会受到更大的侮辱和批斗。所以每次开大会前，总理都会要我父亲去核实各位部长们的处境，把被揪斗的部长们找回来。一次去找被机械学院学生们揪斗的一机部部长段君毅，只见他正穿着唱戏的大红袍站在台上挨斗呢！父亲气得哭笑不得，忙向学生们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学生们还给周总理面子，把段君毅放了回来。这样的事情多了，惹恼了“中央文革”，说我父亲是“消防大队长”，他们终于对父亲下手了。

1966年12月16日下午，在一次6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江青在周总理毫不知情、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发动突然袭击，点名说周荣鑫是西城纠察队的后台，让他站到台前来示众。我们党对犯错误的干部历来是有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一贯政策和传统的，而当着6万人的面把一个部长叫到台前来挨批，这是对我们党传统作风的蔑视，是对干部人格的侮辱，是典型的封建家天下的做派。更何况我父亲并没有错，作为秘书长仅仅是忠实执行总理交派的任务而已。江青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即所谓的敲山震虎矣！

平常我们见不到父亲，他每天早出晚归，一天只能休息几个小时，经常半夜三更又被叫走去处理紧急情况，可是那天下午四点多就回家了。回来躺在床上一言不发，我们忙跟进去问怎么了？父亲说，江青点了我的名！我去找总理，总理去林彪那里了。在那个年代，我们都知道被炙手可热的江青点名意味着什么。我们围坐在父亲身边，默默无言，什么言辞也帮助不了父亲，但大家也都知道周总理不会不管的。

随着江青的公开点名，抄家的学生也就要来了，周总理要我父亲收拾好文件搬到中南海里住，父亲被保护起来，母亲和我们姐弟也各奔东西，躲藏起来。我和二妹躲到四川成都，在一个中专学校住下来，放心不下父母，就天天跑到四川省委门前看大字报以了解北京的消息。

一天，看到大字报上写江青又发狠话:“抓出西纠后台要枪毙。”我差点晕过去，回到驻地放声大哭，坚持一定要回北京，要看看最疼爱我们的父亲。我们不顾一切地跑回北京。看到家里被学生们弄得乱七八糟，墙上、柱子上，都被学生们写满了“打倒周荣鑫”的标语口号。不过让我们比较欣慰的是，父亲还安全地住在中南海里，我们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中南海的“救火大队长”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南海里的很多住户限三天内都搬出去了，北区只住着周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而为使被批斗的部长们有个可以安心吃饭睡觉休息的地方，总理就把部长们接到中南海里住下。但即使在这里，也不得不被造反派们揪出去挨斗，我父亲就成了这个避风港的联络员，每位部长在出去挨斗时，都不忘叮嘱我父亲:老周，我到时不回来，千万记住让总理找人去要我！我父亲惦记着这里每一个人，关心着他们，总是要看着他们回来才放心，在中南海里继续当他的“救火大队长”。当时贺龙和乌兰夫伯伯被揪斗得厉害，我父亲受总理之命，把他们藏在西山的某处秘密房子里。

但是随着形势的持续恶化，中南海这个避风港也不行了，部长们都不得不离开中南海，回到群众中，在风云激荡的日子里度过艰难的岁月。这时在中南海北区里除了总理和先念伯伯家，就只住了谷牧、余秋里和我父亲三人，有时陈毅伯伯也在这里住一下。谷牧和秋里伯伯其实也不能做什么工作，只是能参加某些会议而已。在当时的新闻报道中，余秋里伯伯的名字经常排在最后，报纸常说:“参加会议的还有余秋里。”他们开玩笑，管他叫“余还有”。

父亲和余、谷三人，在中南海里共同度过近两年的岁月。即使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他们乐天的性格也难改，他们三人经常商量着要什么好吃的，要喝什么，就打电话叫家里人送去。他们都爱喝茅台酒(那时茅台就4元多一瓶)，爱吃肉，还要喝咖啡，我们三家人轮流买了送去。因我们家离得最近，所以我们送得多一些。到中南海北门送东西，是我们姐妹们最爱做的事情了，因为可以见到父亲。有时，他们三人会一起等在北门接东西，见到我们，他们会笑着问:“小姑娘，今天送什么好东西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