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为什么果断叫停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
2008年12月22日 07:44《炎黄春秋》 】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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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查接见中国女劳模。

中阿关系出现裂痕 霍查白天对我大谈友好,夜里写日记时却发泄不满,甚至大骂中国。他于1962年初至1977年底期间的有关中国的“政治日记”,以《中国纪事》为书名分两册出版,于1978年1月党内发行、1979年9月公开发行,同时还翻译成外文发行到国外。比如:他在阿国庆节前的讲话中的一段是这样讲的: “修正主义在中国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其他兄弟党所进行的坚定的、英勇的和原则性的斗争中遇到了顽强抵抗。”而在该选集1980年再版时改为这样:“修正主义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其他兄弟党所进行的坚定的、英勇的原则性的斗争中遇到了顽强抵抗。”又如,原来的说法是:“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其他兄弟党和所有马列主义者都英勇地进行了反对修正主义分子的背叛政策的斗争。”而新的说法是:“我们党、其他兄弟党和所有马列主义者英勇地进行了反对修正主义分子的背叛政策的斗争。” 霍查把“中国共产党”统统删掉了!

1969年9月,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逝世,阿应邀派代表团参加葬礼。霍查任命政治局委员马尔科为团长。李先念告诉他,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将前来参加胡志明的葬礼。马尔科当即问李先念:“如果您和柯西金打照面怎么办?”“如果他向我伸手,我也向他伸手,因为我们两国有外交关系......尽管我们两党之间存在意识形态分歧......我们已经邀请柯西金在从河内返回莫斯科时在北京停留,他已经接受了邀请。”而马尔科则神色茫然。他用密电向霍查请示:如果遇上苏联总理怎么办? 霍查命令:不! 马尔科还转达了李先念的问题:恩维尔同志是否愿意于l0月份参加中国国庆20周年庆祝活动? 地拉那又发出一个大字:不!

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阿同我产生严重分歧和碰撞越来越多。3条机密消息使霍查十分不安: 第一条:中国共产党将不派代表团参加阿党“六大”。 第二条:林彪从公众生活中消失,霍查一直等到1972年7月,才从中国领导那里得到期待已久的信件。这时全世界都已知道了林彪完蛋的真情。 第三条:在美国国务卿基辛格1971年7月秘访北京后,确定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2月正式访问中国,霍查气炸了,他惊讶得无法沉默。 毛泽东与尼克松会晤的消息,霍查于8月上旬,致毛泽东一封上万言的长信,指责中国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事先同阿商量?霍查认为,“你们要在北京接待尼克松的决定是不正确的、不受欢迎的,我们不赞成、不支持你们这一决定”。因为中国的做法“在原则上和策略上都是错误的”。 从此,中阿之间政治分歧日益严重。霍查说三个世界理论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革命的”,是国际共运中的“机会主义变种”,旨在熄灭阶级斗争,否认当代基本矛盾;说“三个世界”理论是宣扬和推行种族主义,要统治全世界,奴役全人类,是反革命和沙文主义的理论;说不结盟国家的理论主张是“中庸”路线,是“调和矛盾的路线”,“不结盟国家的理论和三个世界的理论,是帝国主义的两头怪物”,说“中国要当第三世界的领袖,坐不结盟的第一把交椅”。 就在中阿关系处于低谷的时候,中国驻地拉那大使馆新馆,发现了35枚窃听装置,几乎覆盖了全馆,等于使馆全天候都处于被窃 听 状态。我驻外使领馆中发现这么多窃听装置,是罕见的。

邓小平叫停援阿时隔不久,邓小平在外交领域采取了第一个重大决策和断然措施,就是指示外交部,对阿尔巴尼亚的以怨报德,决定停止援助,撤项目,甩包袱,果断地摆脱中阿关系的畸形状态。 1978年7月7日,我公布了外交部照会。 霍查于是 对我国主要领导人指名道姓地批评和攻击说“中国是最危险的敌人,比苏联更危险,因为中国打着反修的旗帜,而实际上是真正的修正主义”,“中国从未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也没有建立社会主义”,“中国搞四个现代化是想当超级大国”。说邓小平1978年访日,“是为加强日本军国主义者和中国修正主义者的联系服务的,邓对中国人民的刽 子手提出了友谊的保证”;邓小平访问东南亚“是为帝国主义在这一地区的帝国主义战线服务的”。诬蔑我同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发展关系是在巴尔干和欧洲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指责我停止对阿援助是“反革命、反 动行径,是中国对阿的出卖”。 1978年年底,霍查向地拉那区选民发表讲话,竟公然把中国列为“主要敌人”。他在随后出版的《中国纪事》一书中则全面反华,甚至号召推翻中国现领导,同时为“四人帮”鸣不平。“四人帮”倒台后的4个月里,阿尔巴尼亚一直对这一消息严加封锁,只字不提。霍查对中国的攻击面之广,就连我驻阿大使及其他人员都不放过,胡说什么中国武官和新华社记者都是“中国间谍”,居然诬蔑中国驻阿大使馆的大部分人都是特务部门派过来的,等等不一而足。至于许多对华友好的人士,那就更没说了,统统“定性”为“中国间谍”,重则被投入监狱,轻则被解职后下放劳动。

对于霍查疯狂反华,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指示说:“大人不见小人怪。”随之,中国对阿采取了“四不”方针,即不过于重视、不予置理、不与之论战、不主动恶化关系,赢得阿国百姓的同情。(摘自《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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