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黄昏，他们组织三大寺(甘丹寺、色拉寺、哲蚌寺)1400多名喇嘛和潜伏分散在拉萨周围的叛乱武装，在天黑后分成小股陆续进入市区集结，驻拉萨的藏军也进入临战状态。他们的反动气焰甚嚣尘上。

自此以后，拉萨市的恐怖气氛越来越严重，叛匪到处奸淫抢劫，再次命令16至60岁的男性参加叛乱，对参加革命工作的藏族干部职工和在和平解放后兴办的学校读书的学生，限在3天内要退出机关、单位和学校，不退出者格杀勿论。

民兵团发出了指示，叛乱分子一旦动武，各单位要各自为战，坚守阵地，保卫自己，解放军要运动作战。我们单位根据民兵团的指示和自己的情况，马上组织力量修筑碉堡工事，做最坏的打算，准备好半年的粮食和燃料以及充足的枪支弹药，特别是要在通讯上做好准备。发讯台设在郊区，离邮电局较远，院内空旷，为保卫通讯的安全和畅通，西藏军区特地派了一个班的兵力守卫。

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发动的叛乱，理所当然地受到爱国进步人士和广大藏族群众的反对，他们纷纷向工委、军区有关部门控诉叛乱分子的各种暴行，要求予以制止和平息，并要求给予保护，仅军区司令部驻地就保护了帕巴拉·格列朗杰在内的各阶层爱国人士和他们的家属500余人，各单位的驻地也都妥善安置了不少藏族干部和他们的家人。我们邮电局的藏族干部职工也深感不安全，有不少人向我们提出保护要求。没有提出来的，我们也主动征求他们的意见，另外对于派往内地学习的学员家属，我们也去征求意见，凡是要求我们保护的，在一两天内派人去接，安排在我们邮电局的院子里居住。藏族干部和他们的家属都认为，在关键的时刻还是共产党最关心他们，真心诚意地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很希望驻藏人民解放军把这些叛乱分子消灭光。

街上的行人比往常大为减少，汉族干部一两个人不敢在街上行走。各机关党委要出去办事都须有10人左右，且要带上武器。

在那些恐怖的日子里，我们邮电局的营业室仍开门营业，照收电报和邮件，只是下午要提前关门。报房比以前更忙，报务员们白天晚上都在工作，每天都工作到凌晨一两点钟。这时除一般电报外，西藏工委发往北京和各地区的机要电报多了起来，随到随发，保证西藏工委和中央及各地区的联系。

3月17日夜里，达赖和叛乱集团的头子们逃走，其中有达赖的亲属、随从、官员和藏军等，共有六七百人。他们经山南地区逃往印度。这也是早有预谋的，且计划好了走的时间和路线。谭冠三向中央报告了这一情况。对此，毛主席有指示:达赖外逃，不要阻拦，他们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谭政委接到这个指示后，考虑到如果阻拦，逃跑的反动上层必然要加害达赖。所以他们逃跑时，我军是网开一面，一路放行。在达赖集团出逃的路上，美国飞机曾数次飞入西藏数百公里，侦察解放军的动向，对他们进行空中掩护，并空投食品、地图、收音机和金钱。

达赖逃走后，将西藏地方政府的政治、军事大权都委托给在拉萨直接组织指挥叛乱的伪“人民会议”这个反动组织，把藏军、喇嘛武装和邻省逃来的叛匪纠合在一起，和解放军作战，司令部就设在罗布林卡内。索康以达赖的名义还宣布山南地区的隆子宗为所谓的“雪山狮子国的国都”，将鲁康娃和洛桑扎西委任为司伦，留西藏主持政务。他们错以为西藏全区的叛乱已稳操胜券，妄想达到“西藏独立”，保持黑暗、反动的封建农奴制度的目的。

胜利平叛

1959年3月19日下午，民兵团部从工委大院内发出命令:据可靠情报，今夜叛乱分子要动武，各单位民兵不要脱衣睡觉，要百倍提高警惕，准备战斗，坚决进行自卫。晚饭后我们对全体职工作了战前动员，将这道命令迅速传达到每一个民兵。

3月20日凌晨3时40分，拉萨武装叛乱的枪声打响了。步枪、机枪和炮声雨点般地响起来，道道弹光划破了黑暗的天空，拉萨变成了战场，叛匪们用不义的炮声亵渎了这个佛教圣地。

民兵团又来了一道急令:民兵要迅速进入战斗岗位，要沉着冷静，不见叛匪不开枪。

同志们迅速进入了自己的碉堡工事，负责通信联络的同志一动不动地守在电话机旁，准备随时上报情况，听取民兵团的指令，负责后勤的女同志们也马上进入了自己的工作场所。守在各碉堡的民兵不断向指挥部报告情况。炮声首先在拉萨西面响起，我们的附近还不见动静。

这天凌晨3时多，解放军一五九团九连前往拉萨河南岸牛尾山执勤时，与叛匪遭遇。敌人先向该连猛烈射击。罗布林卡的叛乱武装向一五五团团部驻地射击。布达拉宫的叛匪在侧翼的阵地上向军区司令部开炮，炮弹打在军区大院内，炸毁了司令部作战处和军区大礼堂的一角。叛匪在拉萨西郊同时向我青拉汽车运输站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