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经再三交涉，陈伯钧才被分配到红军大学当主任教员。这年12月陈伯钧身患重病，有人还说他患的是“政治病”。1936年1月，中共中央公布了俄界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张国焘鉴于自己南下方针的失败和左路军多数指战员的要求，终于被迫北上。在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等力荐下，2月11日，陈伯钧带病到四方面军四军任参谋长。3月初，他指挥陈锡联任师长的十一师作战、筹粮，侦察北进道路。4、5月间，他在瞻化积极争取少数民族首领，打开了群众工作的新局面。陈伯钧胸怀宽广，能打仗，能训练，能讲课，工作扎实稳健，深得四方面军指战员的拥护，他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和实干精神，加深了周围同志对于中央红军的认识。

1936年6月，红二、红六军团与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六军团军团长萧克、政委王震率先头部队与四方面军部队接触初期，听到的多是关于一方面军的负面消息。直至6月17日，陈伯钧所在的四军与六军团会合后，多年不见的老战友重逢，连续两个夜晚，萧克、王震听陈伯钧详谈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张国焘搞分裂的真相，随后将真实情况打电报向贺龙、任弼时、关向应汇报，打破了张国焘的封锁和欺骗。7月4日，红军总司令朱德和任弼时、刘伯承会见陈伯钧并通知他调红二方面军六军团任军团长。此后，陈伯钧与王震率领六军团征战数月，终于在10月18日与一方面军一军团胜利会师于甘肃老君坡。

（三）

是什么力量使红军“干才”陈伯钧能经得起磨难，受得起委屈，百折不挠、愈挫愈锐、屡建奇功的呢？正是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坚定的革命信念！用粟裕大将的话说，就是他对革命充满信心，“始终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读过陈伯钧在长征中的日记的同志，一定对此感悟颇多。1935年6月5日他在日记中这样记述：“越甘竹山，下小平子，悬崖数丈，绝壁时生，石坎参杂，烂泥殊深，攀葛附藤，举足难进。骏马走骡死伤十匹以上。太白诗云：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我虽生长蜀中，过去尚不以为然，至此，方证实。这亦证明我工农红军无坚不摧，无险不克！敌人梦想我步太平天国石达开之后尘，而我竟于最短时间，不但越过石达开受困顿之绝地，反而西北出天全，东逼汉源，使敌人全取守势，东奔西驰。这亦是我战略指导之机动与神速、战士之坚信勇猛所致。”字里行间流露着散文诗般的如画意境，对所遇到的艰难险阻等闲视之，处处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红军必胜的坚定信念。

写日记，是陈伯钧在长期革命战争年代养成的良好习惯。在红军长征的两年征程中，陈伯钧无论是行军打仗，还是驻地休整，除了生重病的1935年底、1936年初两个月采取几天集中写一篇外，都一天不落地坚持记日记。有时作战紧张实在没有空隙就过后补写。他为我们留下了一部颇为完整的红军长征日记，成为记录我党我军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的一部信史。也正是依据自己的日记，陈伯钧到陕北后，在红军大学为我党我军绘制了第一幅较为精确的红军长征路线图。建国后，陈伯钧在南京军事学院、北京高等军事学院任院领导期间，还多次讲军史、讲长征，留下一批珍贵的历史资料。这是陈伯钧军旅生涯中对中国革命的又一重大贡献！

1987年《陈伯钧日记》第一册出版时，徐向前元帅曾亲笔题词：“陈伯钧同志的光辉业绩，是永不磨灭的。”聂荣臻元帅作序，称“他留下的珍贵日记，从一个侧面，如实生动地反映了我党我军斗争历史的一部分。读后，会使我们对党的这段光辉而又曲折的历史有更感性更深刻的认识”。2001年1月，《陈伯钧日记·文选》正式出版，作为一部珍贵的历史资料，它必将永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