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何以称陈伯钧“干才”？纵观陈伯钧的人生经历，他确实是一个实干、苦干、拼命干的人。长征前他就历经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开辟赣西根据地、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英勇作战，多次负伤，又经过万里长征的千锤百炼，终得锻造成红军之骨干、将才！红军长征时年仅二十几岁的陈伯钧，先后担任红一方面军十三师师长、五军团参谋长，红四方面军九军参谋长、四军参谋长，红二方面军六军团军团长。他从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直到将台堡三军大会师，随着红军三大主力的长征路线，曾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突破乌江、巧渡金沙、强渡大渡河、三过草地、两爬雪山。在三个方面军都任过职的红军高级将领中，他是屈指可数的几个人之一（还有彭绍辉、黄火青、李干辉等）。

陈伯钧当时是受“左”倾路线迫害降职之后步入长征的。早在1932年中央苏区反“围剿”战斗中，22岁的陈伯钧就担任了红十五军军长，1933年1月升任红五军团参谋长。同年8月，由于对反“围剿”中红军最高领导层“左”倾错误指导的不满，他曾上书红军总部陈述自己的意见，遭到“左”倾路线执行者的批判，10月初被降职为十三师师长。陈伯钧不计个人荣辱，率领红十三师六千官兵连续打了十余场胜仗，被中革军委命名为红军主力“坚师”。毛泽东闻此消息，不禁赞呼：“十三师万岁！”1934年10月18日，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大背景下，陈伯钧率部开始长征。他指挥的十三师为红一方面军全军最后卫，掩护兄弟部队先后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十三师抵达湘江前，五军团参谋长刘伯承派人给他送来中央驻五军团代表陈云同志的一封信，信中说：“这是紧急关头，关系中国革命的命运，希望你们下最大决心，赶快拉过湘江”。陈伯钧临危不惧，身先士卒，把坐骑让给了伤病员，亲率十三师在敌人夹击中打了一整天阻击战。十三师指战员前赴后继，终于掩护整个方面军渡过湘江。刘伯承元帅后来评价：“十三师是我最放心的师！”当时任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元帅，1972年在北戴河疗养时曾深情地对陈伯钧说：“要不是你的十三师在湘江战役与敌苦战一整天，我们前面的部队没那么顺利渡江，早不知是什么结局了。”

血战湘江后，由于部队严重减员，军委电令撤销八军团建制，并入五军团，把五军团、八军团和十三师三个指挥机关合编为一，陈伯钧复调五军团接替刘伯承任军团参谋长。1935年遵义会议期间，陈伯钧因腿伤复发在遵义开刀作手术。会后，正值红军三渡赤水到茅台，因前线战事紧急，陈伯钧伤未痊愈就奉命重返五军团，与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共同率领五军团掩护全军在太平渡之间四渡赤水，又掩护大军南渡乌江。乌江战役中，陈伯钧亲自指挥五军团殿后部队同敌人整整打了七个小时阻击战，才将追敌击溃。由于五军团担负全军殿后任务，常常要阻击数倍于己的追敌，待掩护兄弟部队全部通过后，再急行百里追赶大部队。在长征中，五军团作出了巨大牺牲，圆满完成了总部交给的任务，堪称“红军铁流后卫”，陈伯钧亦在红军将领中赢得“铁屁股”之美誉。

（二）

长征路上，陈伯钧为维护红军三大主力的团结做了大量工作。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为了加强四方面军的军事指挥工作，陈伯钧调任四方面军九军参谋长。他坚决拥护党中央、毛泽东关于红军北上的正确方针，与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红军的错误路线作了面对面的斗争。1935年9月左路军南下途中，他听到一些受张国焘影响的同志关于两个方面军起纠纷、闹矛盾的错误议论，深为愤慨。9月8日他直接找到红军总政委张国焘，当面提出要他“采取有效手段，立即解决这些问题，以挽救危机，匡复革命，庶几有利于党，有利于群众”。张国焘以种种理由推托敷衍，陈伯钧最后义正辞严地说：“党中一切事件，红军中党员当可提出意见，但在未解决前，绝不允许随便乱闹，破坏红军，分离团结……不然，则纠纷日深，团结日乖，这对革命损失必定很大！”为此，他受到追随张国焘路线的一些人围攻，当面威胁他“谁敢反对张总政委就没有好结果！”陈伯钧毫不畏惧，据理一一答复。惯于耍两面派的张国焘一方面安抚陈伯钧，同意其调离九军，一方面纵容亲信把他的坐骑、望远镜扣下，打其马夫，整其警卫员，逼使他只身离开九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