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初期的反俄民族歧视

中亚是境外俄罗斯族的主要聚居区，仅次于乌克兰。大多数中亚俄罗斯族居住在哈、乌、吉三国，塔吉克和土库曼斯坦的俄罗斯族不断减少，且多为退休者或临近退休者。

在独立过程中，中亚社会被动员起来，来自边远地区的人口浪潮般拥入阿拉木图、比什凯克等城市。他们理直气壮地争夺住房、首都郊区的土地以及政府机关中的职位。他们都怀着信念:俄罗斯人是前殖民者，因此，应该剥夺那些之前的“剥夺者”，让主体民族当家作主，填充他们留下的真空。这些人群往往“俄罗斯化”程度低，多半不会说俄语，或说得像外国人一样蹩脚。大批人口急速拥入城市，导致资源紧张、就业艰难、犯罪率升高，引发族群矛盾。一些极端者在街头公开谩骂、侮辱、甚至殴打经过的俄罗斯族，对他们喊:滚回你们的国家吧！包括俄罗斯族在内的欧裔——犹太人、乌克兰人、希腊人、日耳曼人等面临去留抉择，命运难卜。多数人的心理、意志都不够坚强，只好选择“滚回”自己的国家(俄罗斯、德国、以色列等)；也有许多俄罗斯族人是“神经战”中的坚强者，他们留下来，成为“帝国的遗民们”。排挤的做法并非政府鼓励，但却对建国不久的政府不无裨益；而为长久计，必须加以制止，以挽留这些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口，为新国家服务。所以，中亚领导人后来采取措施禁止民族歧视和排挤，但是，各种有形无形的排斥和清洗已经发生了。

留下来的俄罗斯族，或主动或被动地将自己的命运与新国家联系在一起，成为少数民族。尽管多数新独立国家的宪法、法律都规定各民族平等，但是，各国都不断采取措施，推进和强化“民族化”进程(如规定民族语言为国语，在各方面“去俄罗斯化”等)——中亚国家的民族和国家的形成过程至今并未终结，其间，俄罗斯族最敏感，心理压力巨大。

一些老弱者无力回到俄罗斯，成为真正的社会弱势群体。在经济恶化时，他们丧失社会保障，养老金都难得及时领取，走向沦落，被迫操一些不体面的生计:拾荒等。他们仍有苏联时的淳朴民风，会在外国人问路时，不远三里、五里将问路者送到目的地；会在公车上旁若无人地絮叨、抱怨、发牢骚，痛斥世风日下，然后突然高喊:让斯大林站起来！

或许，留下来的俄罗斯族在心理和道义上的收获，是他们一朝经历了作为少数民族的艰难，因此，更容易与其他早年流落中亚的“非主体民族”(东干人、朝鲜人、鞑靼人等)找到共同语言。在中亚这个民族陈列馆里，他们学会了更平等地看待其他少数族群。

有限的参政机会

在反俄歇斯底里之后，中亚当地居民变得理智，不再将不幸都归咎于俄罗斯人；而中亚国家与俄罗斯的关系相对稳定、成熟，对中亚俄罗斯族的地位也有积极影响。尽管如此，作为一个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族群，如今的中亚俄罗斯族却很难参与所在国的政治生活。自1991年以来，俄罗斯族在当地权力部门的比重就越来越低，居多数的是各国主体民族。

以哈萨克斯坦为例，该国1995年议会选举中，下院中有43名哈萨克族，20名俄罗斯族；但到1999年议会选举时，下院选了14名哈萨克族，却没有一名俄罗斯族，仅有的两名俄罗斯族议员是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直接任命的；再到2007年议会选举时，下院选了82名哈萨克族、17名俄罗斯族，俄罗斯族的议席比例比其人口比例低了许多，为了平衡，充任下院副主席的季雅琴科、上院副主席苏金二人均为俄罗斯族。在哈萨克斯坦政府机关中，俄罗斯族公务员比例更低:哈萨克族占79%，而俄罗斯族占14.5%，乌克兰人占0.9%。

吉尔吉斯斯坦的情况更差。1995年选举的议员中，85人是吉尔吉斯族(占81%)，6名俄罗斯族和乌克兰族(5.7%)，而俄、乌两族在该国人口中的比例为24%；2005年，议会成员中85%是吉尔吉斯族，只有1名俄罗斯族作为点缀；2007年选举中，73名议员是吉尔吉斯族(占81%)，7名俄罗斯族。俄罗斯族之所以大幅增加，是因为该国实行新选举法，所有政党必须安插15%以上的非主体民族名额。而实行新选举法的背景是:吉尔吉斯斯坦南(奥什和贾拉拉巴德)、北(比什凯克)政治分裂，2005年颜色革命后，南方人主导的新政府宁可任用“异族人”以制衡北方势力，典型是任命俄罗斯族的丘基诺夫为总理。

相比之下，在移民较少的塔吉克和土库曼斯坦，政府中几乎没有俄罗斯族。而在中亚第一人口大国乌兹别克斯坦，有一些俄罗斯族在外交部、内务部等担任技术性职务。

哈、吉两国政府中，之所以能容纳一定比例的俄罗斯族，主要得益于两国领导人保持对俄友好关系的个人努力。另外，对于中亚最富裕的哈萨克斯坦来说，其对境内各民族所推行的“哈萨克化”政策获得成功，也是原因之一。1990年代初，一半多俄罗斯族认同自己既是哈萨克斯坦公民，又是俄罗斯国民；但现在，多数人只认同自己是哈萨克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