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国外市场就没有这么客气了。1975年10月，外贸简报上刊登《出口自行车质量下降严重》，遭遇国外的大量退货，主要是电镀裂纹和防锈差，“零件精度下降，车架管子弯曲”。简直浑身都是毛病，以至于当时主管经济的副总理李先念专门批示自行车三厂要“限期解决”。

“刚刚抓质量没几天，就停了。”8个质量攻关组全部解散。沈德出还记得，王洪文提拔起来的当时的上海市委副书记王秀珍亲自带队来工厂，“她是纺织女工出身，据说当年她的工厂和王洪文所在的工厂只是一墙之隔，她曾经带领女工造反派去支援王洪文，她的嗓门又尖又大，向我们宣布根本不用改进质量，因为王洪文说了，谁说质量有问题就是攻击上海，是往上海100万产业工人脸上抹黑”。王秀珍的报告传达下来:“攻击自行车质量是假，攻击文化大革命是真。”

当时被派遣到上海轻工业局当局党委副书记和革委会副主任的是马振龙，他原来是上海搪瓷机修厂的工人，脸很长，一直跟着王洪文造反，王管他叫“马头”，因为轻工局油水大，所以被派到那里，虽是副职，但那里的老干部根本不敢得罪他。他常年把上海的轻工业产品手表、罐头、糖果、照相机、录音机带到北京去送给王“试用，试吃”，而王洪文则将一把上海手表装在口袋里，随时送人，甚至包括人民大会堂的女服务员。

马振龙派了蹲点组到了自行车三厂来检查，解散了质量攻关小组。“清仓翻箱”，厂房狭窄的自行车三厂因此而停产三天，质量问题不了了之。

不仅仅是各种政治运动的影响，当时中国自行车的质量确实也存在落后的地方，沈德出记得，整个三厂没有流水线，基本上还是一个个机器前站着工人，“像小作坊”。现上海师范大学老师、1976年在上海汽车齿轮厂工作的萧功秦也深刻地感觉到中国的工业落后，他们的厂在上海闵行，也是大厂，一个车间就有3000平方米，可是大家全部是站在车床前生产，有次厂里放日本丰田汽车的内部资料片，“我们全部都傻了。那才是自动化生产”。他觉得，在蒙昧无知的状态下还好，反正也没有比较。可是一旦知道了外面的世界什么样，就极其痛苦。

“凤凰”永远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所以工人们要常常加班。“加班其实也没有奖金，最多有点加班补贴，2毛钱，吃碗一毛钱的肉汤阳春面外还节余1毛。”因为加班多，整个第三自行车厂的工人中洋溢着普遍的自豪感。拿补贴，是当时工作的人的最“重大”的外快，复旦大学教授、当时在上海一所中学当老师的葛剑雄，还记得当时各项补贴控制严格。当时他经常出差，坐火车时，晚上23点后到第二天6点，如果没有坐卧铺，可以拿“无卧补贴”，但是一定不能早于这时间下车，哪怕夜间3点下火车，也没有这项补贴了。出差有2毛钱的误餐补贴，“觉得这笔钱真多”。

当时供电不正常，结果自行车厂九车间自动调整班次，搞了些灵活时间，有“弹簧班”、“交叉班”什么的，结果在一季度全上海工业生产值下降的时候，九车间产量反而增加了7%。

1976年4月，九车间的情况被上海市领导马天水发现了，马虽是“文革”前的老干部，但一直和王洪文等人保持密切关系。他说:“我们发现太晚了。”觉得可以把九车间树立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典型。沈德出还记得，九车间的人被要求写了一个又一个的报告，到市委去参加试讲，但是总是被退回来。说不要强调怎么灵活地避开停电，明确说要强调“批邓”——“我们车间人傻掉了，只能说自己觉悟不够。”

市委亲自出马，九车间本来组织的“抓革命促生产大会”，被改成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会，结果电影厂、报社、电台、电视台都来了，从4月到7月，这里来了700多个单位参观。一直宣传这里是“与邓小平对着干的典型”。

沈德出在一次小会上说，讲讲克服困难搞生产就够了，拔太高了不好吧？没想到被人汇报上去，结果厂“革命委员会”找他谈话，让他进学习班。“不许家里人看我，只许他们一天送两顿饭。好在我根正苗红，最后说我是思想落后，把我放了。”放出来后他才知道，九车间已经成了全国闻名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典型，7月份的全国计划工作会上，上海向国务院和李先念等人开炮，27炮中，有两炮是关于九车间的。“当时大家就很震惊，觉得很荒谬，那时候已经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大家早已经没有政治激情了，没有人觉得这值得骄傲，只是不敢表露。”果然没等三个月，“四人帮”就被粉碎了。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件事，是恢复生产仿造英国的小轮车，“文革”时期这种车停产了，因为被人说成是“阿飞车”，而凤凰的商标也可以放心大胆地使用，“文革”中有几年，凤凰商标被说成是反动图案，不少人为了防止自己的商标被撬掉，用红布包着自己的自行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