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1976年乘坐中国民航巴黎到北京航班的华侨乘客这样描绘当年中国民航的客机:机舱没有开足暖气，和当时国内居住习惯有关，急救须知和氧气口罩都以中文说明为主。

穿蓝制服梳小辫的服务员不说女士们、先生们和任何客套话，而是说:“同志们，旅客们，飞行途中请注意以下事项，一……二……完了。”结束飞行的时候也不会说“欢迎乘坐××航班”，而是直接站在机门口。这些都被认为是“好的民航”，因为讲究“职业不分高低贵贱”。

尽管如此，《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作者惊奇地发现，在伟人的死亡和地震等灾难接连不断的1976年，经济遭到的破坏比起1966、1967年的动乱年代要小得多，主要原因是:“中国工厂已经习惯在极低的管理水平上低级运转，各级领导层完全没有任何人愿意承担责任——中国经济只不过在低级的标准上稳定进行。”

变模糊的传奇:风波中的凤凰自行车

1970年1月14日，《人民日报》上刊登的河南岳县天然油石厂的“天然油石”广告成为“文革”中最后一个广告，“文革”期间再无广告出现，一直到1979年，广告才在媒体上恢复刊登。但是凤凰自行车不用广告，整个70年代，它是当时所有家庭的“大件”梦想，中国最出名的自行车名牌肯定是“凤凰”，“文革”前的评比中它已经连续多届获得第一名。

已经70多岁的沈德出总觉得，自己一生中最辉煌的经历就是在上海第三自行车工作，而最复杂的经历也是那段——1976年的凤凰自行车厂反复出现“大事件”，而随着大事件，他也一会儿上天，一会儿入地。

“那时候走在家门口的弄堂里，我穿着最时兴的灰色的确良衬衫，连里弄主任都热情地招呼我。邻居们更是尊敬地叫我沈家伯伯，其实那时候我也就40多岁——目的还不是看看我有没有办法搞到自行车票。”30年过去了，他还住在老弄堂里，家中家具显得陈旧，头发却还是梳得油亮。周围的新邻居早就不认识当年这个弄堂里最辉煌的人，昔日荣光一去不复返。

1976年，当时在第三自行车厂工作的沈德出印象最深的是“换货”风波。“当时凤凰的质量已经靠不住了。整天搞运动，全厂基本上没心情提高质量。”

沈德出当时负责处理要求换货的来信，北京西单自行车商店第一季度凤凰的换货率是38%，而且要求换的都是自行车最主要的部分，车架、车圈、车把和前叉，即所谓的“四大件”，而他处理直接寄到工厂的来信，“一个月就有1050封信要求换货”。而那些信件，在他印象中，语言全部客气得很，因为如此紧俏的物资，好不容易到手，1050封信件没有一封敢于提及退货，全部是谦恭地要求“伟大的工人师傅帮助我们”，把某个重要的部件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