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选后第一个向刘少奇请示工作的，是机要秘书杨俊。他到门口后，犹豫了一下，就叫了一声:“委员长。”但刘少奇没有吭声，像是没有听见。杨俊就提高嗓门又叫了一声“委员长”，这次刘少奇抬起了头，面带不悦地说:“你怎么突然叫起这个来了，不感到别扭吗？”

王光美马上说:“我们还是叫同志嘛！”刘少奇也缓和了口气，说:“以后不要这样了，叫同志多顺口啊！”后来他专门向身边工作人员交待:“中央领导人中，只有三个人可以称职务，即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在中南海，人们对刘少奇的称呼始终是“少奇同志”。

《毛泽东选集》第4卷编定后，毛泽东等人多次提议编辑出版《刘少奇选集》，刘少奇却一再推辞，直到中央书记处作了专门决定后，他才表示同意，但因忙于研究新现象，解决新问题，无暇审阅文稿，后又因“文革”的发动，《刘少奇选集》在刘少奇生前未能出版。

我举手同意了的，就要坚决执行

1959年冬，刘少奇在海南岛休假，当地干部在他生日那天送来一个带有寿字的大蛋糕。刘少奇知道后，非常生气地对秘书说:“谁叫你们搞的？拿走！”然后又把王光美叫来，问她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不制止？王光美说，事先她也不知道。少奇严肃地说:“党中央早就做过决定，政治局的同志不过生日，我举手同意了的，就要坚决执行，决不能带头破坏中央决定。”

三年困难时期，有些地方负责人为了照顾中央首长的身体健康，送来一些副食品，刘少奇要工作人员坚决退回去，实在不能退的就按价付款。刘少奇每次开会和出差，总是自带茶叶和香烟，坚持不用公家的。即使招待外宾，他也不抽公家安排的进口烟，只抽自己带的前门牌香烟。

1960年，刘少奇率领代表团到苏联参加81个国家共产党会议，作为代表团团长，当时按规定发给他5000卢布的零用钱。可是，他没有为个人使用一个卢布。回国前，将这笔钱全部交给了我国驻苏联大使馆。

有一次，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应邀到巴基斯坦、阿富汗和缅甸三国访问。当时，这些国家送了不少纪念品和礼物。工作人员推辞不掉，只好代他收下，事后报告了刘少奇。刘少奇当即明确指出，别的国家送的东西，都要造册登记，个人不能接受，一律送到有关部门收存。

1964年7月，刘少奇到济南了解情况，中午第一顿饭，招待处的同志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宴席。刘少奇对招待处的同志说:“你们搞这一桌子，够农民吃几天了，快退回去吧！以后不管哪一级来人，有便饭就行了。”在他的坚持下，服务员把酒席撤了下去，换上便饭，刘少奇才高高兴兴地进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