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战时生活

抗战的时候，父亲给母亲的月规是四十六元大洋。这些钱都是父亲托果夫先生给母亲的，可是打了几年仗之后，币制改成法币，母亲问果夫先生能不能每半年领一次，至少还可以做一点事情，他不同意。等我从国外回来，这些钱更不够用，我就想向果夫先生借二十万，并向他说明:“只要纬国没有被打死，抗战之后，一定全数奉还。”他说:“你问我借，我问谁去借啊！”我心里想，不借就不借，我这辈子也是第一次开口向人借钱，用这种口气算什么呢？不过，我总要把母亲养活，我也从来没有在父亲面前提过生活的困难。

秀才唯一的生存方法就是写作。我就开始写作了，写了几本书之后拿了一些版税，这些钱给母亲生活是够了，其他一些叔叔伯伯都会拿些实物送给母亲和我，例如毛巾、牙刷、香烟(我不抽烟，香烟是给母亲抽的)。有一位伯伯送了我一张床单，我把那张床单剪成两份，一份给居正先生的长子居伯强，他那时候是战车第二旅修理工厂的厂长。他的人格非常清高，绝对不拿任何一笔非份的钱。他也是留德的，所以我们两人的交情非常好，我们共用这张床单，一人一半。后来他死了，是穷死的。我们没有拿过父母亲的钱，胡宗南长官也没有暗中津贴我们一点，就这样一直捱到抗战结束。我报到时体重是一百五十二磅，等到抗战打完时，只剩一百一十二磅，所幸还活了下来。

我从德国回来后，就把母亲接出来。起先住在成都，后来我又把母亲送到兰州。当时的行营主任兼甘肃省主席是朱绍良先生，福建人，母亲在兰州的住处就是他安排的。在上海我们有两家来往的人家，一个是母亲的堂姐及姐夫，但是来往机会较少；另外一家是朱家，朱老太太是母亲的远房姨母，为人非常好，她带着母亲吃素念佛。朱老先生除了经营房地产外，还经营自来火工厂，是当时上海两家自来火工厂的其中之一，我们每次到上海都是住在朱家。朱老先生的孙子朱家鹤正好在兰州某银行当经理，他大我三岁，母亲平日的生活起居都是由他照应。就这样子，母亲总算在兰州过了一段比较安逸的日子。

抗战胜利后，母亲又搬回苏州南园，这个住处现在被中共作为招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