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田乡辖区内的这个“示范区”范围有3个保，23个甲，大约230户，1150人。工作组先是将土地按照优劣评为九级，然后由多方组成的地价评定委员会评定合理地价。示范区内，原有佃农租种的土地，不论面积，一律归佃户所有，佃农只需签订一张按照地价评定的借据，交给信用社，信用社则用贷款付给原有地主。由于价格比较低廉，此政策立刻获得佃农支持，有些佃农本应三年归还的地价金，一年左右就全部还清。郭世铿曾在“新赣南”时期担任过广田乡经济干事，家中有6口人，“乘领了8亩土地”，第二年就获得了丰收，“除了自己食用，还有一些剩余，可挑到街上去卖，这在以前是少有的。”

在赣南，蒋经国一共设立了6个扶植自耕农示范区，在示范区内，大部分做到了“耕者有其田”。此外，蒋经国还在农村推行取消苛捐杂税的政策。安远县有个地主，外号“丁老虎”，私人拥有100人的武装，控制了全村。蒋经国听到投诉，立刻派人没收了“丁老虎”的武装，并将他送到“新人学校”进行教育受训。

“红色”赣南

1943年，《大公报》著名记者徐盈来到赣南，他到了四华山矿区采访，“从前有十八个班子的妓女、大烟和赌博，吸尽了矿工们的血汗，时疫病苗摧残了矿工们的生命，新赣南矿工福利委员会是针对着这些事实而设立的……高利贷制度己给合理的贷款制度打倒了。俱乐部、图书馆成为矿工们工余的乐园，以前专医花柳病的医院，现已成为相当规模的诊所，这些成绩，当然还要感谢当局的努力，四华山的变，不过是新赣南的一小片段而已。”

通过中国最好报纸的最好记者，“新赣南”的一角就这样引发全国的瞩目。不但政府要员、社会名流纷至沓来，就连国外的媒体也关注到了这一切。《纽约时报》记者爱特金森在参观过赣南后，对蒋经国的作为大加赞赏，“中国方面的有识之士，都一厢情愿的高谈中国的现代化，却只有赣南在真正的推行。”

在外界，“三年计划”让蒋经国留下了中国最具实干精神的政治家的印象。而在赣南本地，蒋经国推行的“星期四接待日”，拉近了与民众的距离。当地一家农户的独子被征兵，蒋经国派人追寻上千里，将人带回，从而赢得了“蒋青天”的声誉。

正是在“三年计划”的巨大效应之下，蒋经国在1943年，又信心百倍的提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按照这个计划，赣南将在此期间重点推行城市建设和发展重工业。他在一次会议上不无憧憬地提到，“那时的赣州，一路所望到的都是花园树木，连警察也没有了，路上都是机器来指挥交通……赣南的大礼堂，也移到南康去了，一路看去，看到了几处炼钢厂和飞机制造厂……那时候，已经成为电气化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