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即在家中设置了灵堂，父亲在西安的部属、亲朋相继来家吊唁。母亲张蕙兰和我们兄妹都穿上了白色孝服。娘一向敬重父亲，对父亲爱之极深。她意见要按照旧的丧仪为父亲办丧事，认为这种仪式比较隆重，能更好地表达哀思。我们也理解她的心情，所以就完全尊重她的意见。

经商议决定由孙辅臣（原十七路军的旅长）、申明甫（原三十八军的交际科长、曾是我父亲的随从副官）、白心镜（原十七路军的秘书）、张国光（原十七路军的团长）随我一同赴渝，加上我的警卫员程双才一共7人。

我们1949年12月中旬从西安起程。

到重庆的第二天，我们就去了磁器口歌乐山中美合作所。当我看到停放在“白公馆”下边小广场上排列着的几十副棺木时，情绪激动，百感交集，是悲？是恨？是怒？交织在了一起。

我父亲与拯中弟弟、秘书宋绮云夫妇、副官阎继明、张醒民的棺木也排列在“白公馆”广场上，新娘谢葆真的骨灰盒（其实骨灰在杀害父亲时已被特务扔掉了）也装在棺木中。小妹拯国被害后尸体被毁，连遗骸也找不到。小广场上来往人员相当多，有的是来辨认亲属遗体的，有的是来办理领尸手续的，更多者则为祭奠、凭吊，环境嘈杂。我们和重庆军管会的管理人员商量，要求把父亲与其随同死难者的棺木另移一个地方，便于开棺作进一步的辨认。

晚上拖着疲惫的身体、沉重的心情回到宾馆，几人一起交换意见。孙辅臣等人提出现用的这副棺木质量不好，提议另买一副好的，在开棺验证时就可以换上。大家研究还得买几匹白布，用以包裹尸体，考虑到，烈士们被杀害后又遭镪水腐蚀，埋在花坛中许多天，尸体定会腐烂。买白布的事当时就决定下来了，至于棺木，我有点顾虑，怕花钱多，影响不好，所以只让他们先在市场上看看，有无现成的，价钱如何？第二天，我去拜会了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张际春副政委。谈话中，小平同志问到棺材怎么样时，我稍微犹豫后回答说；“还可以吧。”小平同志立刻说:“不好！换个好的，这叫共产党办事，必须办好，有个影响问题。”他回过头对程子健交代说:“要换个最好的，不要怕花钱。”他的这一决断，明察秋毫，事后赢得了陕西同乡和十七路军旧部的好评和敬佩。

父亲与随同死难诸烈士的棺木由小广场移到一个小山坳里，进行重新装殓。启棺后看到尸体的样子，我几乎晕了过去。简直惨不忍睹，父亲的容貌已无法辨认（因被特务用镪水淋过），弟弟拯中的腰部被砍断了。新娘在贵州玄天洞中所生小妹妹拯国，生于监狱，死于特务的屠刀下，活着时没能呼吸过自由的空气，未享受过人间正常人的生活，死后没留下任何物件，连尸体也寻觅不到，只找到一块头皮，上面附有一些稀疏的黄头发。经特务认证后，放进了新娘的骨灰盒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