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6月29日，是我一生永不能忘怀的日子。

到码头送行的人很多，约千人之众。父亲着白色西服，我随父亲上了胡佛号轮船。父亲发现口袋里还剩有些零钱，就顺手递给了我。那时我思绪不宁，恍恍惚惚，只呆呆地看着父亲和大家挥手告别。船要开了，我才急忙下船回到岸上。看着轮船鸣笛缓缓启动，载着父亲和新娘、拯中弟他们远行了，当时虽觉感情压抑，心情沉重，可怎么也没有想到此一别竟成永诀。当我1949年12月在重庆磁器口再见到他时，却是令人惨不忍睹的遗体……

运送杨虎城将军灵柩的轮船

赴渝移灵

1949年是个让人欣喜振奋的年头，全国解放了。

1949年10月，我参加完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后，又去东北地区参观。从东北参观后回到西安已是12月了。突然接到时任一野副司令员赵寿山将军（我父亲的老部下）的电话，让我即刻到他家去。我心中狐疑，什么事呢？肯定是关于我父亲的。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呢？抱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进了赵家，只见赵将军脸色凝重，我的心也随之沉了下去。

他拿出两封拍自重庆的电报，一封是重庆高桂滋、康心之、康心如、刘宗宽等陕西驻渝同乡拍来的，一封是原国民党第四集团军（前身为十七路军）驻渝办事处的人员安志坚、胡三高等人拍来的。内容大致为:重庆解放前夕，磁器口大屠杀，杨虎城将军和眷属、秘书、副官皆已遇难，尸体已收殓，希派人来渝主持丧事。

这真是晴天霹雳，我不禁泪如泉涌！

看完电报后，随即与赵将军驱车同赴中共西北局，向习仲勋书记汇报请示。习阅电后说:这是件大事，需要报告中央，遂叫秘书陈旭起草了发给中央的电报，并建议我去重庆接灵，西安方面由赵寿山将军负责筹组治丧委员会等事宜。

很快，周总理亲自打来电话表示悼念和慰问，他让我转告我娘，务必要节哀保重身体，指示我立即赶赴重庆，并对我说:“这不是你的私事，是党交给你的任务。通过办理你父亲的丧事，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并说他已经关照了沿途地区有关领导，要他们给予我大力支持和帮助。

两天后，1949年12月16日收到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给我们家属的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