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由蕙兰娘照顾父亲，不幸的是拯人弟这时也病了，由于家里人都忙着父亲的病，未能及时把拯人弟送医院治疗。直到我从上海回到西安的当天，才把拯人弟送进了医院。翌日，我再到医院时，他已一命呜呼了。何其不幸？真是祸不单行！

拯人弟是西安事变后，我家成员中第一个离世者。我娘只有这一个孩子，抚养到五岁而夭折了，这对娘是个莫大的打击。伤心之极，致使神经一度失常，失去知觉，一连几天不吃不喝，把她从医院接回家时还不认识人，经数日调养诊治缓过气来后，竟嚎啕大哭不止。当时我家的情景，真是凄惨悲凉之极。

这时，南京当局一再催促父亲赴沪出国。父亲丧子妻病，对他真可谓是雪上加霜。无奈之下，只好提出要我先把娘送到北平，移地休养，免其睹物伤情，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说，原拟打算带你一块儿出国，现在你只好做些牺牲。于是我就带着娘、拯坤妹、陈姨、副官阎继明等七人，在父亲赴沪前夕，先行离开西安去了北平。

父亲是6月上旬到上海，从报上可看到些关于他的活动情况。我未轻举妄动，踏踏实实等候正式通知。6月下旬，王维之从西安到北平，传达了父亲的意见，要我和他同乘飞机去上海，给父亲送行。

1937年6月下旬，我和王维之从北平到达上海。其时父亲在宋子文公馆旁边临时租了两栋房子，一栋为他和新娘、拯中所住，一栋为秘书随员们住。我到上海后和父亲同住一栋楼里。

我随父亲在上海住了十天左右，有一天上午，父亲带着新娘和我去拜望何香凝先生（由申明甫做向导）。何先生的女婿李少石（廖梦醒的丈夫）到弄堂口迎接，在客厅口迎接的是廖梦醒女士。何香凝先生因腿疾下楼不方便，所以一切活动均在二楼。廖夫人一口广东话，我们听不大懂，就由她的女婿和女儿作翻译。现在回忆，首先双方道了倾慕之意，廖夫人对西安事变的意义做了肯定，提到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尤愤愤不平，严词痛斥。

当时上海已进入伏天，可廖夫人还穿着春装。她说:“我把衣服都送给蒋介石了。‘九一八事变’时送去一套；长城抗战，热河沦亡我又给他送去一套，也给何应钦一套，喻他们的不抵抗行为如弱女子一般，只配穿妇人衣服；‘一二八’淞沪抗战，十九路军英勇抵抗，结果却签订了‘淞沪停战’协议，十九路军退出上海，屈辱卖国，我又给蒋介石送去一套。这样可换洗的衣服就不多了，只能穿着旧衣服见客了。可是蒋介石还是毫无觉悟。”听了这些话，我对老人家的爱国情怀、勇敢精神非常钦佩。从谈话中得知老人的儿子，曾被国民党逮捕过的廖承志同志已辗转到了延安，老人对此很感欣慰。谈话间她到书房拿来她的两本画册（多为虎图），亲自题名赠送给父亲，这两本画册我认为很珍贵，一直保存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