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不同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赫鲁晓夫的基本立论是“由于世界舞台上的根本变化，在各个国家和民族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这方面，也出现了新的前景。”他引证列宁有关言论然后加以引申，说“完全可以设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将会越来越多样化。而且这些形式的实现，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将要同内战联系在一起。”赫鲁晓夫着重谈到了利用议会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问题，说在当今世界，“工人阶级只要把劳动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力量团结到自己的周围，并且给那些不能够放弃同资本家和地主妥协的政策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的回击，就有可能击败反动的反人民的势力，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并且使议会从资产阶级民主的机构变成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工具。”他认为,有了这种议会的稳定多数，“就可以为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和过去的殖民国家的工人阶级，创造实现根本社会改造的条件。”向社会主义过渡多种形式的提法有助于推动各国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问题是苏联没有摆脱替别国制订路线的窠臼，和平过渡论成了苏联干涉别国内政的一种借口。
赫鲁晓夫就上述三个问题作出论断，有其历史背景，这包括: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以往关于世界战争的概念；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东西方关系趋于缓和，朝鲜战争已经结束，印度支那问题暂时缓解，苏联从奥地利撤军并签订和约，苏联和联邦德国建交，苏联与南斯拉夫关系开始改善，四大国首脑开始会谈；苏联经济、军事力量壮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形成阵营；世界殖民体系濒临崩溃，出现了一批民族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有新发展，等等。赫鲁晓夫提出上述论断虽然存在片面性，意图则是要创造一个缓和的国际环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后新时代的精神。
现在谈谈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影响。受到秘密报告冲击最大的首先是苏联社会本身。据当时与会者称，当赫鲁晓夫宣读秘密报告时，会场上的气氛异常压抑和紧张，甚至有人当场晕倒。报告引起了苏联人民极大的思想混乱。也有不少人接受报告的基调，认为斯大林是国家的罪人，但更多的人认为，秘密报告是对斯大林的诽谤，把一切罪过都推到斯大林身上是不公正的，称颂斯大林将永远活在整个进步人类的心中。最突出的事例是，1956年3月7日至9日，格鲁吉亚第比利斯市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对批判斯大林强烈不满的人群与军警发生冲突，造成数百人伤亡，大批“肇事者”被判处1年至10年的有期徒刑。
为了安定人心，稳住局面，赫鲁晓夫加紧了舆论宣传工作。秘密报告文本连同他的一封信，于1956年3月1日分发给了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委员、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以及中央书记。3月5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了《关于介绍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二十大上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的决议，建议各州委、各边区委员会、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向所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工人、职员和集体农庄庄员中的非党积极分子，介绍赫鲁晓夫的这一报告。根据这一决议，在各级党团组织的会议上都宣读了赫鲁晓夫的报告。
接着，《真理报》于3月28日发表题为《为什么个人崇拜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格格不入？》的专论，列举《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斯大林传略》两本书，指责斯大林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自己。这是苏联报刊首次公开点名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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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俞 邃
编辑：
梁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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