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随后于8月访苏，并与斯大林举行了多次会谈。中途赶来的金日成、朴宪永和彭德怀参加了后期会谈。除了讨论中国经济建设的问题外，会谈的重点在于确定以后战争的方针。周恩来介绍了战场上中朝力量的情况，认为“现在我们有足够的把握，可以进行更长时间的作战，并且因为建立了坚固的坑道工事，也经得住轰炸”。关于战俘问题，斯大林首先指出，美国人想按自己的主张解决战俘问题，而根据国际法，交战各方必须遣返除罪犯以外的所有战俘。斯大林问，毛泽东对战俘问题是怎样考虑的:是让步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周恩来简要地介绍了在这个问题上中朝之间存在的分歧，并表达了毛泽东“必须坚持遣返全部战俘”的看法。周恩来说:“朝鲜人以为，继续打下去不利，因为每天的损失要超过在遣返上有争议的战俘人数，而停战对美国不利。毛泽东则认为，战争打下去对我们有利，因为这打乱了美国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斯大林当即肯定说:“毛泽东是对的。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北朝鲜人除了在战争中遭到牺牲以外，并没有输掉任何东西。美国意识到，这场战争对他们是不利的，必须结束它，特别是当他们知道仍有我军驻在中国以后。需要的是毅力和耐心。”斯大林还提出了一个更能触动中国领导人神经的问题，他提醒周恩来说:“对美国必须强硬。中国同志必须了解，如果美国不输掉这场战争，那么中国永远也收复不了台湾。”关于解决战俘问题的具体方法，周恩来谈到，如果美国人做出某些让步，那么可以按以下方案之一继续谈判，第一，在美国仍然坚持遣返部分战俘的情况下，宣布扣留同样比例的美韩战俘；第二，战俘问题交给中立国（如印度）进行调解；第三，先签订停战协定，战俘问题留待以后解决。在交谈中，斯大林倾向第一方案，而周恩来重点谈的是第二方案。不过，他们一致赞同的前提是首先坚持全部遣返战俘，并要美国先行表示让步，而不能在美国的恐吓面前退缩。

对于平壤的说服工作，自然还要莫斯科出面。在9月4日与金日成会谈时，斯大林问到，朝中之间在谈判问题上是否存在某种分歧。金日成回答:“我们之间不存在原则上的分歧。我们同意中国同志提出的那些方案。但是，由于朝鲜人民目前处于的严重状况，我们更愿意尽快缔结停战协定。”斯大林立即说:“我们在此已经与中国代表团讨论了这一问题，并表达了这样的建议:不同意美国人提出的关于战俘问题的条件而坚持自己的条件”。“如果美国人不愿意遣返20%的中朝战俘，……那么他们的那20%的战俘也不能返回，一直到他们不再扣押中朝战俘为止”。斯大林最后以肯定的语气结束了这一话题:“这就是我们对此问题的看法”。

此后直到斯大林去世以前，金日成没有再提立即停战的主张，而是关注于如何更多地取得苏联援助物资的问题。不过，在战争即将结束之前，中朝之间在是否立即签署停战协定的问题上又发生了争论，这是战争期间的最后一次分歧。1953年3月以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及战争方针发生改变，从而促进了朝鲜停战谈判的进程。 但李承晚不想停战，并以擅自释放战俘的做法破坏协定的签字。为此，中方主张再发动一次战役，借以争取更好的停战条件。而朝方则要求马上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对李承晚释放战俘的行为不必追究。彭德怀没有理会金日成的主张，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按自己的意愿发动了一次较大规模的阵地突破战，并取得成功。

显然，在停战问题上，金日成考虑的是朝鲜的实际利益，既然无望在战争中取胜，那么最好在维持现状的前提下尽早结束战争，转而进行经济建设，巩固对北朝鲜的统治。而毛泽东因其对亚洲革命负有的领导责任，则必须着眼于两个阵营之间对抗的总体形势，着眼于在东北亚乃至整个亚洲的安全利益。惟其如此，在中朝之间发生分歧时，毛泽东才屡屡得到莫斯科的支持。

总之，上述中朝领导人之间矛盾和分歧发展及其解决的过程，除了历史因素以外，反映了阵营内部国家关系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即当国家主权利益与整个阵营的共同利益发生冲突时，必然是前者服从后者。总体说来，中朝之间的问题，并不单纯是各自利益的对立，而是阵营全局利益（往往由中方代表）与当地局部利益（一般由朝鲜提出）之间存在着差异。所以，苏联立场的偏向，也并非仅仅是考虑到照顾中国的意见——尽管相对来说莫斯科处理同毛泽东的关系时更加慎重，而更多地是因为中国的主张比较符合斯大林认定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亚洲冷战中的总体利益。但这里的问题在于，所谓共同利益或总体利益，一般是依据在阵营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领导人的认识和理解确定的。因此，一旦某一主权国家不再认同这种共同利益，或阵营中的主导地位发生了变化，这种局部服从全局的逻辑就不再发生作用，他们之间的同盟关系也就面临着终结。中朝关系是如此，中苏关系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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